8.《劳动合同法》是闻所未闻的…… 

如果一件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其意义大概也无从谈起。《劳动合同法》在家乡似成其例。 

这是法律法规是否适用的问题，而是有关劳动保护从来就不曾真实的存在过。呼吁免除中小企业实施《劳动合同法》义务的王一江先生大概想不到，川内的中小企业对这部法律闻所未闻，何谈负担？而据原籍其他几个中西部省份的朋友说，他们回乡时询问或者调查，运气好的得到被询问者抱歉（后者自认为孤陋寡闻）的回答，运气不好的竟然被称为书呆子。 

这里的劳动保护纠纷通常表现为极端化的事例，即重大伤亡一旦造成，家属再去为当事人的权利主张漫天要价，然后就要看雇工和老板哪一方的政府人脉更深厚，处理不公意味着某一方利益受损过度，或者另一方并非得益，而是中间方的处置部门得了好处。令人扼腕的是，此之类事件在积累、忽视、戏谑、操控、玩弄的周期结束之后，往往激化而不可收拾。 

我通过不同渠道进行了数十人了解，对方均表示这部法律只出现在法律宣传栏里，有一些退休干部、买菜家庭妇女路过躲雨时随便瞅瞅，然后宣传栏又被换成别的法律法规展板。有两位在垄断国企分公司工作的人表示，通过单位信息知晓了《劳动合同法》的名称，该信息声称自己单位履行率是100%，而他们当临时工、毫无保险保障和合同保护的日子已有近十年，合同一个字都未曾看见过。 

我又回想起某部委研究机构发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相关报告，该报告认为内地企业合同履约率仅仅是略低于沿海，不知道其数据是否出自如此渠道？

9.承接产业转移是否可行？ 

既然像我家乡这样的中西部地区事实上并没有《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所谓企业负担，按理说，沿海地区那些叫屈并大叫生意做不下去的企业老板们就该响应号召，转移产业发展才对。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无比欢迎内迁企业，大量优惠政策做成一个个套餐，其具体内容相信是广深所自叹不敢为的。 

产业转移，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企业转移，最主要的是企业群、产业链的平移，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如果某地形成了初步产业链，就具备了和地方政府谈判的强大话语权，吃拿卡要的遭遇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或降低，单个企业恐怕就会命运不佳，大家要有兴趣，可以从网上访问《中华工商时报》，有太多类似的企业衰亡案例可供反思。 

而在企业群、产业链之外，技术孵化、融资、人才聚集等命题均不简单。中西部一些地区最可笑的莫过于直接拿本地高校（科研资源）、在校学生人数来直接理解为技术孵化优势，这种逻辑就等于中国足协的政绩理论，足球人口基数被定义为足球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更大的问题是人才聚集难题，中西部其实大部分地区（除了极少自然环境恶劣之地），（储备）人才素质远远超过广东和浙江，而如今仍在人才引进理念上追求"贪大求洋"，是不是一些决策者《三国志》游戏玩多了，以为选曹操、刘备就能自然而然的打败多兵少将的袁绍、董卓？

10.城市化冲动消解真正的四川传统 

政绩最显性的莫过于城市化进展，宽畅的马路、华丽的市政广场、比肩京沪的地标性建筑、秀丽的休闲园林、发达的晚间娱乐业，如果单从这些方面来看，广州应当没有机会被认为是比内地更发达的城市。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通常有内生的传统、文化、民俗。那些口口声声说喜爱四川的艺术家们为什么单单呆在充斥“韩”味美女和小资情调的成都，并矫情的声称要保卫、捍卫，所谓来了就不想离开——当然不想离开，画室、酒吧、展览厅、茶楼、别墅，香水、口红、红酒、品牌矿泉水、纯棉衣品，混完了这一切就想到官民两届去骗钱。成都、丽江、杭州为什么好，因为经常让他（她）们如愿，又如西安、洛阳，谁玩古代概念在它面前都只能显出拙劣，而这帮艺术人士通常加以直接忽略。

 一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说，例如《南方周末》文化版、《21世纪经济报道》艺术版，例如《城市画报》，例如《外滩画报》，例如我这次从广州带回来的《风尚周报》有关成都的那期专题，例如《男人帮》，例如《时尚先生》，例如《新周刊》，例如《三联生活周刊》，例如《中国国家地理》，所有在成都和国内其他大城市同等流行的（传媒）文化版面，一干文化人给出的四川解读顶多是成都版的旗人懒散文化视角，那些人不了解四川、不珍惜四川。也正因为如此，在广州人赛龙舟、饮糖水、游花会的时候，这些文化人显示自己的清高，有意兼无意的体现出致命的隔膜。

 朋友叹了口气说，老是说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没有吸引力，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成都现在显现给游客的旗人懒散型传统，并非两千多年来这个城市积累下的文化命脉。而四川的其他地方，城市化冲动正在消解着本来更加悠久的巴渝、川蜀民俗。 

走走停停，问问看看，几日内，我发现面前的这个县城陌生得很。过去的同学说，“我们喜欢成都”，末尾了补充一句“在广州应该很好（注：容易）挣钱吧”；我指指脚下“你不喜欢这里”，得到的回答是“想想还是挺可惜的，吃早饭那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