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物价上涨幅度并不大，但公众却感觉生活负担更重了。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而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见《中国青年报》3月20日）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这不是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物价的问题就是如此。不过就社会发展来说，在计量方法之外，笔者以为，这个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第一，这种公众感觉和统计结果的背离，是“凌弱”格局的必然。何谓“凌弱”格局？笔者以为，就是社会发展对弱势群体越来越不利而对强势群体有利的局面。事实上，住房、教育、医疗，被老百姓喻之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社会凌弱格局的出现。当一个大学生四年学费等于一个农民３５年的纯收入时，当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达到了10～20倍时，当６５％的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时，这难道不能说明“凌弱”格局的出现吗？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增长几倍于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而且这种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过快，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在农村当中，疾病和教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贫困的诱因，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笔者以为，只有以富民作为发展的宗旨，才能消除“凌弱”格局。

第二，这种现象揭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某种断裂关系，会增加公众的不安全感。我国转型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这种不安全感的递增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关系的失调以及社会冲突、社会失序的结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诱发和加剧了一些社会风险。而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仅仅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侧面的反映。

第三，公众感觉和统计结果的反差，是经济发展“宏观好微观不好”的真实写照，更是影响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主要因素，有可能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走向。一个政府特别是正处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政府，如果把所应当承担的公共职能置于一旁，将会造成公共性资源的大量流失，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危害。笔者以为，要增加公众的预期，必然要求公共政策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从平等、自由和机会公正平等的原则出发，除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外，还应考虑或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当下公共政策应具备的价值取向。因为没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和改革措施都会因陷入迷失而得不到足够的民众支持。民众参与和支持改革的与否，以及参与和支持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项改革能给民众带来多少收益和民众获得这种收益的预期概率。

任何一种社会进程都有可能带来福音，也有可能造成灾难。同样一种社会进程，对于一些社会群体可能是福音，对于另外一些社会群体则有可能是灾难。当前，确立起起码的社会公正秩序，提升公众的幸福指数，才能避免“凌弱”格局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