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

曾经在深圳因特虎一次沙龙上，听过李津逵教授的演讲，讲得正是城市化，而案例是中国城市极速化发展之下的改革开放城市－－深圳，演讲涉及即是旧城改造、农民房清理等等问题。李教授在整场演讲中铿锵有力、旁征博引、慷慨激昂，观点振聋发聩，言辞之间也充满了强烈的悲悯之心，不仅感染了整个会场，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

其后,我与李教授有几次电话联系,主要就是想就城市化、房地产方面讨教，可惜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昨日在网上看到这本的出版时，心底油然升起有一丝欣喜。“城市化”这个话题，我认为讨论正合时宜,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后，人们对生命、对粮食危机、对城市的理解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尤其在十七大之后，中国开始提“以人为本”、“民生”、“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这对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推动都将非常积极的信号！

中国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城市病”，让人们渐渐感到绝望、无奈和悲观，但另一方面，每年仍有经济学家们预测的“几千万农民”在向城市转移，还被他们盘算着要创造多少GDP，创造多少住房需求。

问题是，向城市转移，是人们的幸福归宿吗？人们还有退路吗？中国加速的城市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李津逵教授的《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正好给了我们一次思考、参考的机会。

《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后记

　　加速城市化考验着中国，这不仅因为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未来。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将这个过程化作造福世界的大事。
　　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逼近44% ，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一场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迁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言外之意这巨大的影响是不是积极的还看不准。
　　繁荣和强大并不等于持久，并不等于会造福人类。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敲响警钟：“对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落”。科特金指出了城市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安全与繁荣，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神圣之地。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之后，是西方城市而不是东方城市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航道，他的解释恰恰在于东方城市缺少这种神圣性：“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东方都市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每一个朝代发展初期，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历史到了乾隆末年以来，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既非秦以前的“ 中国之中国”，亦非自秦至清的“亚洲之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鸦片战争第一次动摇了千百年来中国城市对待周边番邦小国的“自傲感”，中国人从自来水、邮政局到电灯、煤气，从规划建筑到市政管理，一步一步地发现了古代形态城市的不足，并起而行之，发奋自强。在20世纪尽管经受了内忧外患与战乱阻遏，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从反侵略战争中凝聚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并在世纪末最后的二十年中主动对外开放，自主地推进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的快车道。人民求富、国家求强、城市求变，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是领跑城市的兴衰更替。芒福德说，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规模和增速并不等于新的文明。
　　当中国城市化率接近44% 的时候，山西黑砖窑事件正在拷问道义的底线。如果面对这种底线我们的回答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敷衍塞责，我们就无法确定城市化能否为中国带来持续繁荣？无法回答城市中国能否为人类文明开辟光明的未来？ 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充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道德的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待遇，在政府公司化的囚徒博弈中成为牺牲品。传统的社会治理前所未有地遭遇挑战。城市时代里，公共问题常常以突发、极端、系统、大规模的方式表现出来，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在北京SARS、松花江污染、无锡太湖水污染中，危机来临时完全是由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动员、发动群众，社会却无法启动自组织系统。随着城市越来越大、系统越来越复杂，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是否可持续？ 政府的本能是将自身越做越大，帕金森定律和黄宗羲定律是铁律，税收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年复一年的审计风暴背后的无奈正印证着科特金的警钟。作为城市经营中的领导者，为数不少的书记、市长在腐败中落马。他们既不缺少聪明才智，也不缺少施政的魄力。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政界强者们，内心缺少安全感、缺少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独孤寂寞，脆弱到了向封建迷信寻求精神支柱，向金钱寻求安宁的地步。
　　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和谐放眼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又是人类五分之一的成员在还生态的欠账。经济学可以解释人们奔向城市的理由，是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机会，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亚当·斯密之手”在推动着城市化。但是如果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城市化，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化的大潮还来自生态的压力。生态压力是推动城市化的另一只手。我们可以称之为“ 马尔萨斯之手”。人类的数量从1927年的20亿到1999年的60亿，正以倍增的速度迅速地挑战极限，但是20世纪中新增人口中的多数进入了城市。占陆地面积2% 的城市中，居住了地球一半的人口，耗用全球生活用水量的65% ，工业木材总用量的76% ，排放全球二氧化碳总量的78% (《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报告》)，说明当下的城市化生存仅仅省地、并不节能。中国人如果心中满是“美国梦”，地球的未来会怎样？ 因为人道主义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说：“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的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21世纪对人类来说弥足珍贵，对中国则更是任重道远。中国能否认清白己在加速城市化中的使命，将自己在前城市化的千百年中形成的和谐共生的智慧，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走向融合起来，能否从剧烈的动荡中使精神重获解放和救赎，能否令我们的国民获得精神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能否开辟一条和谐城市化的道路，使人与人和谐、城与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事，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可以想见，一个造福世界的城市中国，决不仅仅因为它的强盛和迅速的增长，而是因为它找到了道义的出路，将文明引向可持续的未来。果能如此，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世界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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