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深圳这个城市的各行各业有着越来越多的湖南人，我想这也在一方面印证了深圳逐渐趋于区域化而非全国中心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其中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的现况，不过我总觉得一些湖南人有摘桃派的嫌疑。印象中湖南是外出劳作的大省，但是湖南人不似江浙或东北人那样富有开拓的精神，他们的600万大军更习惯直接输入到那些经济开发已经趋于成熟的地方。
我一个留美的朋友在深圳转悠了一礼拜，最终弃深圳而去的一句话是说他不喜欢在这个新城市里看到还有相当的一些人有吐痰的陋习，而他看到的那几次又恰巧不幸都是湖南人干的。记得他是嘟囔着“难怪人家说深圳现在是最大的农民城”离开的。我当时无言以对，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如果这个城市一旦有一天，全城的湖南人都弃城而去的话，这个城市是不是会瘫痪一半。我只知道我回家，楼下的保安是湖南人，家里的钟点工是湖南人，出门打的，司机十有八九还是湖南人，再加上湖南人爱惜“乡音”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以至于这个城市与湖南的联系甚至有些让我觉得深圳是湖南的深圳。要知道，据湖南省政府驻深办提供的数字表明，在深圳的湖南人达近70万。
就连现在网上最流行的那篇被誉为《北京人在纽约》深圳版的《冷暖人生路》文章的作者也是湖南人，而我以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盛况，一方面是因为在深圳的湖南人实在太多，心有戚戚焉。再就是因为大家被作者那种湖南男人特有的绿林好汉似的成功模式所吸引——似乎在很多人心目中深圳一个阶段的成功版本大多是这种模式的。
湖南男人大概就是靠一点霸气甚至说一点匪气，使他们成为整个中国人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群落。钱钟书先生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在近现代显得更深远些。
如果接触过湖南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做事不会去妥协和折中，他们不讲道理，他们有时候甚至会意气用事，凭感情做事，行为和语言充满了一种非理性。他们大多数都很适合白手起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打天下的主，这样才会有意思，才能显出自己的英雄气，才能让人服气。比如曾国藩的身上也是充满着一种英雄和强盗的结合气质，不会打仗，偏偏指挥打仗，偏偏创造出晚清最强大的一支湘军。没有这种混合气质就干不出来。
而很多对湖南人的误读则是从《乌龙山剿匪记》这个片子开始的，至少我是这样的。湖南在古代本来就是南蛮之地，所以谈到湖南男人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身上那种英雄和强盗结合的独特气质。据说湖南的男人是无论到哪里，都喜欢做那里的尖子类型，他们总有一种追求卓越的心理。所以，名牌高校里出类拔萃的大多是湖南人，各行各业的名流志士也都会有湖南男人的身影。湖南男人不怕压，不怕打，见困难就上，见机会就钻，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困难”这两个字。他们执拗不放的方言中总是透着一种逼人的气势：“老子不信邪。”说干就干，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就更不愿回头。
也许就因为湖南男人有这种独特的性格，湖南才会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盛誉，武有“无湘不成军”之美称，以至余秋雨在岳麓书院演讲时就说：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就在这个地方决定得差不多了吗？
不过我对“惟楚有才”是不太以为然的，只是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上湖南人才出尽风头，再往前看，还有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可有湖南人的影子？其实湖南人的成就更多是倚仗其性格中的血性、真性，死硬到底。在湖南流传一句自嘲的话：湖南出乱世英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不被同化的话，湖南人恐怕又要再一次变成少数民族。
至刚又至柔，激进又古板，憨厚又灵活，强悍又细腻，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湖南男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似乎湖南男人的传统职业就该是政客一样。政客这个职业．没有感性是不行的，它需要表演得亦庄亦谐，随和亲切又严谨稳重。湖南男人都有表演天赋，这可能和自然条件有关。湖南的天气，燥热而令人兴奋。中国现在还没有职业政客的环境，于是湖南男人被压抑的表现欲、演讲癖都转化到了《快乐大本营》等电视娱乐节目中了。难怪有人说，湖南人无论去哪个地方，都能吃得开。显而易见，因为这是湖南人展示自我的一个舞台，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