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3天的贴身采访，使我对从书中获得的安东尼·吉登斯的刻板印象——深奥而又艰涩，令人难以接近——有了完全的颠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有着平凡人的喜怒哀乐，并且丝毫不加以掩饰，高兴时张开嘴仰天大笑，不满时耸肩摊手，左顾右盼；他乐于和不同人的沟通、交流，直率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也勇于承认自己知识上的缺陷，甚至诙谐幽默地对自己的经典理论进行自嘲……你也许会感到失望，但走下神坛的大师，更加令人感到亲切、真实。而不经意间的细节展示，也使我更加确定吉登斯成功之道，正是由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型塑而来，这也就是安东尼·吉登斯的魅力所在吧。
吉登斯的率直、不拘小节令我印象深刻。尽管贵为英国的“终身贵族”、上议院议员，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为勋爵，但吉登斯身上丝毫没有英国贵族的拘谨、严肃，甚至，也不是那么注重礼仪，这可能与他早年生活在埃德蒙顿的平民生活有关。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幕：吉登斯在演讲前为崇拜者签名后，发现手上沾上墨汁，无法清除，情急之下，竟然吐唾液于手掌中以助搽拭。更让我惊奇的是，吉登斯随后竟然还若无其事地用这只手与他人微笑握手！
第一天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演讲完毕，吉登斯意犹未尽，主动提出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不过他随后提出条件：最多回答2个问题。但是闸门一开，主持人哪里抵挡得住大家的热情，只好不断地将一个个晦涩艰深的问题抛将过来。众目睽睽之下，吉登斯不断用耸肩、摊手表达自己的不满，尽量耐着性子回答。最后轮到我提问时，看得出他的忍耐快要到极限了，不禁内心揣揣不安。我的问题是询问他对于北京奥运会对世界影响的看法。为了强调问题的适当性，我提到他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英超球队托特纳姆热刺的超级球迷，当年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名字叫《体育与当代英国社会》。没想到吉登斯听到这里，马上改变态度，微笑着对我点头示意，并在随后的回答过程中一直保持微笑。在提问结束后，吉登斯还主动将胳膊亲热地搭在我的肩膀上合影，令我这个曾经拜读了他多本抽象、深奥理论著作，至今都没完全搞明白的后辈受宠若惊。
69岁的吉登斯仍然保持着儿童的天性。第二天在中大的讨论会上，当他发现记者的摄像镜头对准他时，不是正襟危坐保持自己的仪态，而是马上对着镜头做了一个顽皮的鬼脸，并用右手做出敬礼的手势，相当可爱。在聆听其他学者发言时，他还不时将签字笔放入口中，像个小学生听课般地紧紧咬住，似乎这样非常有助于他的思考。
吉登斯为我签名的书。
吉登斯的思想体系宏大而复杂、广泛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而30多年来，世界各地研究他的社会理论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这给准确理解其思想主旨的确造成困难。吉登斯自己则简单地将自己一生的事业分为两段：前3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和近15年来的政治实践活动。他自谦地表示：“是教授们把我的理论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比我懂得更多，现在连我自己都无法说清楚我的理论到底在讲什么。”他反省了自己事业的前30年里，花大量精力去构筑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忽视了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关照，“社会学不应该只是躲在大学校园里研究深奥的理论和词汇，它应该启发人们，照亮人们的生活。”他以自嘲的口吻告诫在场的中国学者，不要学他早年那样，把精力过多地放在空洞、抽象的理论研究中，而是要将社会理论应用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则诙谐地拒绝了吉登斯的建议：“您的理论养活了这么多中国的学者，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饭碗，怎么能说是无用的呢？”吉登斯听罢大笑。不过，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吉登斯的担心不无道理。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吉登斯看来对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所涉及的话题也很少与中国有关，保持着他一贯的“欧洲中心”的思维方式。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演讲现场表演完“你好”、“谢谢”、“很高兴见到你们”等中文词汇后，他老实地承认自己对中国的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学习。尽管他以广东的经济奇迹为例，说明全球化不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他并不了解在广东等东南部沿海地区日益与世界经济接轨、融合，经济水平日益朝发达国家靠拢的同时，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状态中，人民还继续受到饥饿、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折磨。他也不知道，即使是在广东地区，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全体人民，那些在血汗工厂日夜辛勤工作的农民工，不仅没有从全球化的经济繁荣中受益，反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工业链条上最受压榨的群体。不过，他关于“中国应该绕开西方国家走过的缓慢的、付出巨大代价的工业发展之旅，直接在环境技术方面有重大的跨越，同时，吸取西方国家过度福利政策的教训，摆脱现代化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错误观念”，仍然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全球化之外，吉登斯对中国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环境问题。他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快，而且气候变化会对每一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之前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自居，认为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主要责任在老的西方国家身上，而现在的情况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量直追世界第一的美国。吉登斯认为，现在中国应该修改此一观点和做法，也要为环境问题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他预言：“如果中国没有解决好气候变化难题，将在20、30年后带给中国灾难性后果。”
但是吉登斯也不是一味地向中国施压。他多次强调，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防止和控制气候变化的时候，应该发挥领先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强大，因此，西方工业应该设立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大大降低温室气体的派放，比如发达工业国家到2050年的减排目标应该是80%。吉登斯大力赞扬了欧盟对待环境问题的积极态度，例如德国在使用的能源当中，有20%就是可再生能源。至于中国，他的建议是：中国必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受到一些国际气候协议，如《京都议定书》的规管，但是中国的减排目标毫无疑问是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要低的。
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分裂主义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他以英国与阿根廷1980年代爆发的马岛战役为例，来说明民族国家维护领土完整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分裂主义的成因是复杂的，解决这些民族分裂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最稳定、最持久的方法，还是要遵循自愿原则。他的这种观点，显然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当前利益相去甚远。不过，他呼吁中国人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努力建设“进步的民族主义”，意识到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依赖性，需要运用集体的视角，集体的思维，更加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全球责任，在世界发挥大国的作用，参与全球协作，而不能孤立地寻求发展。这一观点则是与我们“和平崛起”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
在如何看待使自己享誉世界的“高足”布莱尔的历史地位方面，吉登斯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他肯定了布莱尔接受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想，努力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社会制度，屏弃左与右的路线争端，放弃保守主义政策，施行积极的福利制度，确保了英国在他统治的10年内保持繁荣和持续进步的局面。同时，他对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国际政策大加鞭挞，对布什不负责任的气候环境政策深恶痛绝，预言就算下一任美国总统还是共和党人，也一定会抛弃布什的政策，回归到多边协作的国际框架中来。而布莱尔死心塌地地追随布什，出兵伊拉克，想必是让吉登斯十分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