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历大专的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令人惊喜不已，成为这个时代一个难得的校园佳话。
不才于是去新浪谢泳的BLOG看看，确实是有才华的。不过，看了《如何制约政府官员普遍的婚外性关系》一文，觉得颇有些疑问，也许这就是他能当教授，我则不能的区别。
首先，我非常同意谢教授说的官员普通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低下的说法。现在官员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想着往上爬不择手段、排挤异己、贪婪无度、买官卖官、荒淫无耻……的代名词。尽管不排除有个别的思想品德高尚的，但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那是异类而非主流。
但把官员道德低下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的基层出身，这个论据很新颖，但也很荒谬！
在已经查办的官员中，有多少是因为出身贫寒后升高位而包养情妇的？中国出身贫寒的官员不多，高官没有背景是很难的。
只能说，出身低微的，因为没有人照着，所以有一点问题就被人揪出来了，而真正有很强社会关系网的，就算他家养了一个歌舞团的二奶，也没有人处理他们。
附：
谢泳：如何制约政府官员普遍的婚外性关系
中国政府官员普遍有婚外性关系，用不着开出详细的统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上到下，概莫能外。从陈希同到王宝森，从成克杰到胡长清，从陈良宇、邱晓华等等，倒下的省部级大员，无一例外。中国官员普遍的婚外性关系，使官场近年弥漫着一种淫荡的空气。据说现在的官员，很有一些以没有婚外性关系而遗憾的，所以他们一旦有机会，就疯狂地猎艳。在个人道德方面，可以说，现在最坏的就是官员。
婚外性关系，按说是个人的私生活，本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的，也许还会有人说，西方的官员不也如此吗？
现在你只要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问问他们对官员的印象，大体可以说乏善可陈。不说他们的政绩，就说他们的个人道德，很少有让老百姓感到满意的。个人的品德，除了常说的那些官员应有的素质外，就与他们个人的男女关系有关。
中国官场的逻辑是很奇怪的。对于贪污之类的事，他们多少是有忌讳的，但对于个人私生活的问题，他们的宽容程度倒是普遍很高，这一点比西方官员远为开放。据说近几年来，官场已经很少单纯因为一个官员的私生活不检点而对其做出处理的，在官场这已成了共识。有老百姓说，现在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大流氓？
官员的婚外性关系，可以说是官员腐败的一个基本逻辑，他们总是先在这方面出了事，才有其它事的，官员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始，这已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定律。何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如今的干部制度，大体说是一个至多能选拔出二三流人才的制度，因为第一流的人才，极少有可能进入这个体制，因为中国干部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精英淘汰。此点既不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也不如建国初期的“打天下座天下制”。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制度完全是一个只选拔坏人的制度，我以为，说它只能选拔二三流人才大体是合适的。
我认识几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他们现在的同学有几位已做到了厅以上的位置，有时候在饭桌上谈起当年的大学生活，对那些已高就的同学评价通常不高，一个共同的感觉是那些人在他们的同学当中，无论学识和人品，甚至智商，绝对二流以下。还有一个原因是，目前中国政府官员的主体，多数早年出身贫困，加之所受教育的虚伪性，抵御金钱美色的道德和心理素质相对较低，所以一旦权力在手，很难把握自己。中国政府官员普遍的腐败现象，从反面说明中国官员的选拔存在制度性缺陷，像邱晓华这样的官员，任职不到半年就成为腐败分子，中国的干部制度是什么效率？
中国现在还没有职业政治家，连职业政客都没有。因为没有职业政治，所以中国的官员极少有从小就受过从政训练的。另外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主要是它的行政官员），要求多数具有基层从政经验，而地方是中国社会最藏污纳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成为中国官员的训练所，他们将来会变化成什么，大体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样式。要求中国官员要有基层工作的训练，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的，但设计这个制度的人，没有想到，如今这个制度，第一给外放官员高升提供了跑官的资金，再就是让他们学会了中国官场最坏的东西。没有职业政治的社会，就不可能有职业政治的起码游戏规则。
现在的官员，他们很少有自己是公众人物的观念。他们没有西方官员那样的顾虑，因为这里对他们的婚外性关系没有舆论监督，他们也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
限制政府官员婚外性关系的思路是，要让中国的官员懂得，他们是国家的公务人员，这是一个好职业，而好职业，就要有相对严格的限制。你选择了这个好职业，同时就要放弃你那些“好习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婚姻及性关系才是私事。
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官员婚外性关系的制约，主要来自于官员对中国周期性政治运动的恐惧。因为改革开放以前，维持中国官员转换平衡的主要机制是政治运动。而在政治运动中，“生活作风”与“工作作风”是当时官员必须经过的关卡。如果“生活作风”有问题，很难逃过所有的政治运动。因为“生活作风”是政治博奕中双方最容易使用的筹码。
为了有效制约官员的婚外性关系，在法律监督官员很难有效时，可以明确，先让新闻监督官员的私生活。也就是说，在无法做到最好时，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入手，比如可以允许新闻记者对政府官员的私生活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