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浑水摸鱼的PK，冤死几条好腿

    前两年超级女声创立的PK概念，在快男中被放大成团队PK。不难看出，这是龙导独具匠心，要避讳与超女雷同，且有意张扬“团队精神”的大旗，出发点甚好。但殊不知，为了团队这一虚无的概念，而损失两个“落难选手”直面PK时的紧张刺激，对于一档以比赛、进取为主题核心的节目来说，实在有丢了西瓜而捡了芝麻的感觉。而团队的概念，在此一环节，仅仅限于选手自选队友，然后“大路朝天，各站一边”，在两两对唱时，表演性远远大过比赛的刺激感。这样，直面PK时的紧张感被模糊了，其拼杀的根本特性模糊成了一场表演秀，时间越长，刺激感丢失得越厉害。

    相比前两年超级女声，可以看到，PK概念的运用一直在节目中贯穿始终。在总决赛中，导演提上了开场就要PK掉一人的做法，即一开场就公布目前全体选手积累了一周的票数排名。最末的一位在倒数2、3名之间挑选。然后的演唱过程，也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不站上PK台而努力，最终又以一场终极PK作为节目的收尾。整个直播，看上去是表演秀，而根本的却是比赛的紧张刺激在拉动。所以看上去会很兴奋，不至于像一场普通表演一样疲软。

    团队PK概念的冗长，不仅失去了比赛的刺激，而且误伤了一些优秀选手，反而使一些在人气上处于中间状态、实力上也不甚强的选手钻了空子，被以团队的名义保护了起来。

    王铮亮，无疑是总决赛选手里实力最强的选手，他的出局，实质是冤死在团队PK的铁蹄与屠刀下。

 

 

    2，偏颇的制衡，评委也掉了魂

    超级女声曾经引以为傲，并引起研究专家发出“民主演习”惊叹的三方制衡概念，在快乐男声的赛制上，也使用得十分笨拙，有李逵舞剑、一顿乱砍的感觉，没有找到制衡的关键和原由。

    在超级女声比赛中，导演制作了四方制衡的概念，即专业评审、大众评审、短信投票、选手自选PK。

　　专业评审的权利在于从选手表演实力去评判选手，但总决赛中的权利却很小，只能稍微保护本轮表演优秀的晋级，或者让本轮演唱相对较差的人待定，没有直接淘汰选手权利，这样使比赛不因主观因素而失去好选手。

　　短信投票从人气上评判选手。这个显然是很根本的一项评判标准，以票数论英雄，是客观数据做主，但是，这一道数据却也并非直接淘汰，因为票数低的选手里，也还存在实力很强的选手。为此，还设计有现场31位大众评审投票环节，这个看上去是个PK环节，增加刺激度，而本质上却把两位人气较低的选手里，那位实力较强的选手保护了下来。

    吹尽狂沙始得金。留在舞台上的超女，确实经过了最真实最公平的考验。

    很显然，如果专业评委评价低，而短信投票数也非常少，这个选手可以直接淘汰。事实上，超女赛制里也有这项说明，只是未曾遇到这样情况。

    但反观本年度快乐男声。赛制的制衡方面已经充满漏洞。

     1，小考待定选手的事先落单，在观众中优先形成同情心理。所以待定选手如俞浩明、张远等，皆在真正的比赛中反而厚积薄发，最终翻盘。这个小考待定选手，成为打破“制衡赛制”的最突出一环。从赛制公平来看，为大失策。

     2，现场大众评委的缺失，使选手的淘汰呈现漏洞。原来超女在两两PK后，会有大众评审再次投票，一则增加节目的兴奋度，使现场气氛紧张，二来使比赛更加公平公正，对两位选手进行再次“回收”。而快男在PK歌曲唱完后，仅由票数来一击以决定成败，不免会丧失优秀选手。超女的筛选过程可以简化为：主观判定——客观数据——主客观结合的现场评判。一条合理的评选链条，才能最终决定选手去留，而快男在这条链条上已经断裂，使短信票数不能得到制衡。必然流失优秀选手。

     3，短信票数决定权太大，使票数得不到制衡。没有大众评审最后一关的把握，完全以票数一击定成败的做法，可想而知，湖南卫视有拉动票数，拉动观众的倾向，希望票数来得更猛烈些。但事实却与期望相反，快男票数一直不高，原因在于票数得不到制衡，观众对于票数的把握度增加，而刺激感降低，票数自然不会很高。（不过，窃以为，如果湖南卫视真有黑幕的话，不妨在PK后猛抬某位选手的票数，“人为地虚高”到几百万，相信另一方的自然票数定会突飞猛进，下场票数也自然水涨船高）。不过，越是如此，制衡的赛制便越是失衡，兴奋度和信任度也必然大打折扣，最终损害快男比赛的公正本性。

     连评委包小柏也不禁感叹，“实力输给票数，这实在太不应该了。”但不知可爱的小包老师，可曾真正看到其本质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