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其中，承载了无数国人的期望、梦想乃至鲜血。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及人口数目均令世界瞩目的‘超级大国’，一个背负着35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原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向新时代政治经济模式做深层次的转型，其中的艰难完全是超乎众多神州志士想象的。令人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和自豪的成果，国民之中经济收入水平明显改善的比例大大提高，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整体国力大大增强，更加重要的是，国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通讯方式、我们的外出办事或旅游的方式、我们对政治、教育、婚姻乃至以前被称之为‘异类’的理解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国民的日常联络方式已经走在全世界潮流的前端——手机、QQ、MSN等等。这一切，不单是拜当年的高层政治精英阶层‘所赐’，更要感谢网络时代开启的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更是直接刺激非完全开放社会的领导阶级为了不至于在科技领域处于落后，不得不接受以全民自由为代价的科技驱动型社会模式。幸甚，21世纪的文明古国国民!
不过，中国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以中国目前的社会权力结构及国民的固有特性观之，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但是本博坚信，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应该是日益醒觉的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这是不以任何利益阶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各位，请记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以及我们子孙后代们的明天，取决于我们每一位对自己命运负责的公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所以，为了珍惜当今来自不易的改革成果，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今日特选张维迎为《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一书所做的序言，以飨各位，文中观点不明之处请读者自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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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插嘴：当然不会预料到，因为改革规划师绝对不会想到以比尔盖兹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领袖会在短短的十年间如此深度地颠覆当今人类的生活方式。不管怎么说，今天的我们还是要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些拒绝思想僵化的早期改革设计师的勇气，并且，要同时感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核心领导层在改革进程出现巨大风浪的时候所采取的种种护航措施，否则，中国的改革可能不仅会半途夭折，甚至会倒退若干年。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插嘴：是啊，俺这个当年醉心于中国命运研究的热血青年更没有预料到，也许老张说的对，谁都没有预料到。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路程如此漫长，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插嘴：非也非也，对于改革进程的艰难，可以肯定百年奇才邓公早有所准备，而对于当年试探性的创建市场经济社会财富增值与分配模式，邓公更是深思熟虑，从当年傻子年某的处理方式可见一斑。 再次佩服邓公英明，非常人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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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是不靠票证能买到的。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去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在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在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插嘴：老张或许为了集中篇幅，此处没有提及邓公对中国改革最根本的贡献。本博正好借此清闲，及时补充两句。邓公根本性的贡献就是开启了一场一切以国民财富增值为目的、方式上不必自缚于任何固定的思维行为模式的人类自我解放运动，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两手都要硬。这项原则对早期改革根本性的意义，相信将来会日益为世人理解。
正因为邓公巧妙地为改革开放定了一个基调，由此衍生了国人众多经济学意义的发明创造，如老张上面提及的双轨制、乡镇企业,由此可见，只要允许文明古国国民思想解放，咱们这些诸子百家的后代，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创造出比大洋彼岸那个杂种民族更令人目眩的科研成果。
另外，以邓公之三起三落传奇人生经历以及百年难得一遇的睿智，完全清楚当年开放市场竞争机制，如乡镇企业和双轨制，对神州大地无数个濒临僵死的国企所孕育的重大冲击风险，但邓公以耐心和巧妙的方式说服当时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难度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几个位高权重人物的帮助不容忽视，一是来自浦江之滨有丰富经济理论体验的陈云，另一个是叶帅，因为难得的南粤背景因而得以与海外侨胞保持广泛的关系，这两位重要人物比较容易理解市场经济实质性优越之处。一些党史研究者称陈云最初对改革开放持保守态度也是可能的，但那不是盲目的否定而是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改革的得失，值得赞赏。
乡镇企业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项伟大的创举，邓公万里等以对中国农村的深刻了解，必然相信社会收入最底层更乐于接受艰辛带有一定风险的致富尝试。其后二十多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最终证明，他们的判断完全符合社会规律。更神奇的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崛起，充分激发了国人靠竞争致富的积极性，居然成为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推动力。本博依然清楚的记得，因为九十年代初乡镇企业相对国企的繁荣昌盛诱人局面，大批上海广州佛山的科技人员自愿地奔赴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辞辛劳加班加点，哈哈，估计这一点，也不在改革规划师最初的意料之中吧。
当然，任何事物必有利弊两方面，启动双轨制犹如打开潘多拉魔盒，中国历史上新一轮权力寻租悄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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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做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一项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插嘴：说得太好了。俺刚才说到双轨制开启了新一轮权力寻租，因为当年众多手握内部批发价审批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往往收入清苦，难以抵御由低等资本主义社会如早期的香港通过南粤大地传导到内地的行贿诱惑（很奇妙，这些刚经过廉政风暴洗礼的企业家一转到内地立刻旧病复萌，抓住内地刚开放的良机，放肆的进行一次又一次低成本高回报交易，大量优质国有资源开始源源不断的低价流入南粤、沿海、香港，成为直接快速推动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本博亲身所知，一位掌握内部批发价的正处级邻居就是这样去过几次某特区后，几年之内身价百倍。于是整个九十年代国企官员到沿海香港考察开始蔚然成风，其后越演越烈，而一些早期还不愿放下资本主义道德架子的世界XX强企业也开始加入战团，于是有了一出某国际著名电信设备企业邀请国内从电信官员到基层企业官员共一千多人赴美旅游的神奇大戏，更神奇的是，这场有违于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大戏03年终于曝光，人家的检察官倒是不饶不依依法追查到底，最终还对那家著名企业课以巨额罚款，而反观咱们一贯坚持公义的检察官好像从来都不上网不看报，于是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了，奇妙啊奇妙）。由这一刻起，改革失败的种子开始萌芽...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插嘴：这一段老张讲得太好了，基本上是本文的精华所在。俺原以为以老张位居庙堂之高不会像俺这样直接直截了当地谈及这个颇有忌讳的贪腐话题，看来俺是多虑了，刚才啰啰嗦嗦一大堆也显得多余了。看人家专家就是专家，说得多好，俺禁不住鹦鹉学舌再重复一遍：1、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2、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 。3、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瓮安事件的发生是不是对此现象的一个折射呢？）
由此看来，中国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上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做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它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 “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 “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做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做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插嘴：首先冒昧指出老张一个模糊的认定，即‘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本博以为，是苏南追求集体共同富裕的乡镇企业成功模式，为地区国有企业合理的民营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模板，而地方官员能够及时顺应潮流，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并且勇敢的从中吸取成功经验也功不可没。加之苏南地区人口素质较高，也为地区性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高营养的土壤，苏南模式的成功，应该是多种因素的叠加结果吧。
反观珠三角地区，早期的发展更多的来自于家族的积极进取，另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得益于地理位置以及和香港同胞血缘上的特殊联系，因此自然造就了改革开放最激进区域，同时也对临近省份形成巨大的磁力场效应，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资源涌入，加之俺前面提及的与内地不平等资源交易，于是一个低成本的外向型加工模式快速形成。不过，有别于苏南模式，这个经济发展模式更倾向于鼓励个人创业成功，与苏南模式一时瑜亮孰劣孰优，短期内还难以下结论。
因此，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个现象依然值得广大国民高度警惕，因为在一个独立的、不畏权势坚持公义的司法系统缺失缺位的环境里，任何打着为地方财政谋福利光辉旗帜实行国企改革的行为，都有可能是从事疯狂的钱权交易，官员以手头的权利入干股以期最终达到对社会资源的合法占有的遮羞布、在这一方面俺严重赞同那位好多管闲事的郎咸平的观点，从早期拉美化以及近期与咱们具有相同社会模式的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巨大失败中完全可以引以为戒。所以，在司法制度尚待发育社会道德水准有待提高的社会环境里，对国有企业的MBO还是慢慢来为好。
也许将来联邦制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可以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与城市率先实行地区民主选举，有限度的给予地区立法权，这些地区可以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全民有效的监督下实行非战略性企业全面民营化。俺认为，上海、广州、深圳、天津以及小长三角地区和小珠三角地区可作为第一批试点率先推行，然后依次逐年的向内地省会和二级城市推广，如果当中没有国际险恶势力的干扰，或者咱们的各级领导层能够万众一心抵御种种干扰，第二轮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全面改革在二十年内完成还是大有希望的。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越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插嘴：说的对，‘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看看深圳和珠三角地区零售业旅游业的变化即可一目了然，正因为沃尔玛以及大量民营企业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原来是那么不可一世傲慢的国营商场宾馆纷纷快速的业务萎缩债台高筑直至关门大吉，也算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益处之一吧。
至于外资企业早期的成功，与制度上的优惠有莫大的关系，如三免两减等，当然，不可否认外资企业总体上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冲击，直接冲击了宁愿相信洋鬼子不愿相信本土企业的大小官僚们的思想观念，这或许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获。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插嘴：加入WTO对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无疑具有难以言喻的重大意义，也可以看作是改革第一阶段后半程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一点，朱公功劳莫大矣。
尽管加入WTO对中国改革利远远大于弊，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将来潜在的巨大风险。因为我们是以一个不成熟的经济机制加入这个国际大赌场，天生的机制缺陷会在若干年后随着初期保护机制逐渐失效逐渐凸显，而因为已经处于相对以前开发得多的大环境里，受到国际不良冲击的严重性会大大增加，而抵御这种冲击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放缓资本市场开放的节奏，同时加快国内各方面体制改革的节奏和幅度，退则肯定一死，进或许还有希望，但愿咱们能够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安然度过这个大关口大考验。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期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行以及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插嘴：是的，这是一场关系到每一位公民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历史进程，首当其冲需要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勇敢的站出来，更需要具有社会良知的专家们大力呼吁、建言，形成社会新浪潮。因此，对于张维迎、茅于轼、樊纲、华生、谢百三、谭雅玲、陈志武、周其仁等官方认可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咱们股民日常所见的叶檀、侯宁、刘纪鹏教授等有影响力的经济评论员，俺在此通通给予高度赞誉。同时，俺也大声呼吁普通斗升公民，不要因为畏惧学识上的不足羞于出声，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物，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理直气壮的大声建言、同意或反对，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