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难怪，一个长期积弱的民族，一个在现世中平凡如沙粒的普通人，都需要从体育运动中获得自信。在暴力被机构垄断的当代，普通人的暴力需求，无法寻找到合法宣泄途径时，假想敌就成为必然的需要。最好的假想敌莫过于竞技场上的对手了，只有战胜“敌人”我们才会找到找到自尊、找到荣光。金牌选手，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竞技高手，而是史诗中的英雄，被信仰、被崇拜，在英雄的身上，寄托着我们虚幻的尊严，奥运会的赛场，己经被目为民族国家实力的演兵场，运动员就是棋盘中的过河卒子，回头时己无路可走。

       当运动员书写凡人的英雄史诗时，当金牌数量己经成为一个攀比的指标，当运动员被赋予民族英雄的使命时，我们的“味口”变了。我们开始不满足的是精彩的竞技，而是把奥运会当成“勇敢者的游戏”，运动员必须象战士一样驰骋赛场，铁汉们必须轻伤不下火线，我们总是以“为国争光”、“超越极限”、“实现梦想”的名义，要挟运动员去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去加深满身的伤痛，去实现人类之不能。

       当运动员一次又一次以自残的方式，来搏取金牌和观众的欢呼时，我们的心理有屠夫般残忍。当挑战失败时，我们以成王败寇的眼光，忽略运动员的努力；而对于挑战成功者，我们制造出崇高的荣誉、授予丰厚的金钱，鼓励和怂恿这种“天地同寿”的继续。这种作法使我想起了巴甫洛夫著名的条件反射试验，残忍的观众用喂狗式的方式，引发运动员不顾健康、挑战极限的条件反射。观众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里，都有引诱人类犯下原罪的那条蛇的气味，而金璧辉煌的奥运赛场，其实正演绎着2000多年前罗马竞技场的生存逻辑。

       我们太熟悉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再加一个更美），却从来不知道有“适度”的存在，因为我们在运动员身上寄托了自我不能满足的愿望；我们太高张竞争性的拼搏，而忘记奥林匹克精神的真髓是普世的人道主义——和平、友谊与博爱，因为我们将它当成集体性竞争的拳击场。我们记得飞人们一次次打破百米纪录，有多少人还记得国际奥委会曾经抵制过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直接推动了这种不人道制度的灭亡？我们知道了菲尔普斯，还有多少人知道国际奥委会要求所有的运动项目必须同时设男女项目，推动男女平等的实现？我们看到了一举成名者风光得意、冠盖满京华，又有多少人深知籍籍无名者满身创伤、斯人独憔悴？

      自84年以来，中国参加奥运会己近三十年，事实上，我们对于奥运会的理解，仍然仅仅是启蒙初期。更高更快更强的生理冲动，掩盖了适度原则的人道关怀。恕我浅薄，我第一次听说适度原则，是在这次刘翔退赛之后。当晚的新闻联播的评论，为刘翔的退赛寻找理由——最重要的理由，使是顾拜旦的“适度原则”。如果刘翔真是因为跟腱炎原故放弃比赛的话，那么适度原则使刘翔的退赛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从人道主义出发，没有任何理由逼迫受伤的运动员，为了满足集体狂欢的需求，而过度地伤害自己的身体。

       刘翔退赛事件，在我看来，是此次奥运会最重大的事件，它使“适度”，一个被遗忘的体育竞技原则，一个充满人道关怀的精神遗产，重新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奥运会理解的浅薄与无知，重新将铁汉视为一个血肉之躯，重新将竞技还原为个人的兴趣。但愿我们从此深深牢记这一原则，牢记奥运匹克精神的人道本色，而不是在目送刘翔的背影时，把它临时从废物堆中翻出来用作一道心理麻醉剂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