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当一个民族的个体没有认知到自己血缘的同一性时，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民族主义当然不仅限于殖民地国家，同样地，也存在于西方国家，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在殖民地国家运用得更加频繁，更加强大。

    西方的民族主义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即便是在西方内部，民族主义的强度与烈度都是不同的。一种是英法美式道路。我们可以详细看一下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英法，最终它的民族边界和国家边界都是不稳定的，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并不强烈，采邑边界和宗教边界，要远大于民族边界。它的国家形成，在不同封建贵族的冲突中逐渐形成了国王独占机制，在与此同时，宗教冲突又加入到国家整合之中，在不同社会阶级、不同宗教意识、不同社会思想的共同作用下，确定了国家的边界，同时又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丛和社会价值观，最终确定了民族的边界。

     英法美式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实存在，但不纯粹也不够强大。因为它的民族性中，还掺杂了普世主义的宗教精神和博爱主义的人文精神，还有基于法治精神形成的社会制度。因为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西方国家里的民族情绪总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英法美的民族自私性同样存在，但普世主义将民族主义压至后台，使民族自私常常有自控的边界，从历史上来看，这三个国家都没有基于狂热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仇杀，但是却有基于宗教分歧的宗教冲突（如北爱尔兰），也有基于利益对其他种族的屠杀（例如对印第安人的杀戳）。

    德意式民族主义则有些不同，四分五裂的德国和意大利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这里面成因相对复杂一些，从外部环境来看，英法在欧洲的发展与竞争，作为一种外部压力，诱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进而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力量。普鲁世俾斯麦以铁血政策闻名于世，普鲁世高贵血统是军国主义政策的思想基石，宗教力量和人文精神没有遏制民族主义的强劲势头。德国在一战失利后，更加狂热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并在国家机器充分完善的配合下，发展到纳粹的国家主义。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都是作为卡理斯玛（魅力型）领袖上台的，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奔腾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了更加疯狂的二战。只是在二战的惨痛教训之后，德国和意大利终于放下了民族主义情绪，普世主义占据价值观主流，回归到欧洲世界。

    日本又是西方道路中另一种特殊形态，因为它是从半殖民地国家进化到殖民国家的，因此它的民族主义也是介于西方道路和非西方道路的变体。它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使日本保持了非常强性的民族主体意识，在被迫接受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之时，又顽强地保留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普世主义的西方价值观完全无法与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相抗衡。因此，日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殖民地占有与民族征服的目标常常是混同的、不可分离的，占有殖民地的同时也实行野蛮的民族征服。这种殖民地占领与民族征服一体化，使其对外扩张充满了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色彩。在民族宗教和民主精神的锻造下，它的军队气质体现得更加死硬而残暴，在亚洲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也比纳粹德国更加原始、更加血腥。

    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民族意识普遍早于国家意识，殖民主义是唤醒民族意识的号角，殖民地经历也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温床。这其实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的挑战——应战的本能。非西方对于这种挑战有过惨痛历史，因此在应战时，民族主义的强度比西方要大得多。由于民族主义是反抗西方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民族主义在非西方发育得特别充分，特别明显。民族主义常常生产出极权主义体制和军人政府作用下，下一轮的社会冲突中，国家机器和民族主义两种社会动员力量，会产生叠加效应，使冲突更加难以收拾。

    不过，非西方的民族主义作为相当复杂，在反抗西方国家中，有许多类型的思潮渗透到民族主义中去，从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可以辩析的明确型态有两种，一种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式的，例如苏联和中国。一种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式的，例如印度。由于非西方国家常常同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民族独立和自决，二是国家整合和发展，因此非西方的民族在应用民族主义思潮时，常常采取的比较灵活的策略——当适用社会主义时，主要使用社会主义思潮整合社会，当适用民族主义时，使用民族主义整合社会。例如，中国建国前主要使用民族主义策略，解决半殖地现状，建国后主要使用社会主义策略，整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