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思潮，对于民族而言，它能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一个民族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尊，在这种正性心理的作用下，常常会刺激民族目标的自我实现。在对抗西方压迫时，几乎所有殖民地的反抗领袖都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唤醒民族意识，例如甘地提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毛泽东“推翻三座大山”中的帝国主义。正是借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被压迫民族以弱敌强，战胜了强大的殖民帝国。二十世纪是一个“英雄时代”，与无产阶级领袖并立的，是民族英雄，例如甘地、凯末尔。民族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掘墓人，一举结束了西方长达四百年的殖民统治，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

    然而，它也是一种危险的思潮，它的高度自私、非理性与冲突本能，使它极其造成流血冲突和民族仇敌杀，如果被不良的政治集团使用，还会诱发种族主义并导致种族灭绝。二十世纪是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纪，也是民族仇杀最血腥、最频繁的世纪。一次大战的导火索就是民族主义引起的，巴尔干火药桶就在于民族的多元性，纳粹德国与卢旺达的大屠杀等等。如果说在二战之前，世界冲突主要是由殖民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那么二战之后，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端化，民族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双手也沾满了无辜者的淋漓鲜血。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巨大危险，来自于它特别容易产生马克斯·韦伯所提到卡理斯玛型领袖（魅力型领袖），以及由此引发的集权主义专制。民族主义不讲法理，只讲血缘感情，那些具有巨大魅力的民族英雄常常会成为民族的核心，被族人狂热崇拜。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冲突中，又特别容易把魅力领袖塑造为军事首长，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营造出崇高的威望，最终变成国家领袖。这种基于感召而非法理的领袖，缺乏权力制约，极易蜕变为专制独裁者，国家的政治机制也从此纳入一个极权主义轨道，难以自拔。民族主义是专制政权的一个重要根源，与极权国家有着明显的亲近性，我们可以想想在民族主义国家，出现了多少专制领袖，就会明白民族主义是多么可怕。

    民族主义本身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恶，但在非理性驱动下，它的邪恶性轰然出轨似乎是一种必然规律。控制好民族主义情绪的可能性虽然存在，然而完全要看这个民族的运气，能否出现一个基督式的人物。迄今为止，对于这种力量的控制常常以失败而告终。民族主义情绪的可怕性在于，它会在长久的冲突中，沉淀为一种以仇恨为特点的价值观，一旦生成很难根除，狂燥的民族热情常常象一头尾巴上绑上火把的奔牛，停不下脚步，最终烧死对手而害死自己，许多提倡民族和解的民族领袖，常常是死于族人之手而不是敌人之手，例如拉宾。

    民族边界始终在每个人心中存在，所以它的爆发似乎很难避免。值得注意的是，最强烈、最持久民族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民族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反而最容易发生在各方势均力敌状态之时。双方都有同等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造成旷日持久、流血成河，即便短暂息止，一旦条件适合，又会重新爆发，中东、前南斯拉夫和车臣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点，中国非常幸运，它的民族结构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同时汉人国家保持强大的暴力垄断，这种民族绝对优势才是根本原因，对少数民族的宽容和政策只不过是抑制冲突的辅助措施而己。

    迄今为止，势均力敌的对立民族能够妥善地化解民族冲突并实现长久和解的，只有南非。以色列的拉宾曾经试图化解巴以冲突，但最终仍被暗杀，巴以和解功亏一篑。南非的幸运，在于它拥有一位堪称当代基督的纳尔逊·曼德拉。纳尔逊·曼德拉把牢底坐穿的个人经历，使其个人在“非国大”有崇高的威望，西方教育下的他最终战胜了自己的血缘，提出的和解方案，给予了白人最大宽容。这一方案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普世主义而不是相对主义，因此奇迹般地使南非走向了和平。从目前来看，只有普世主义的价值观，才能克服民族主义的自私与偏狭，构筑起民族冲突的有力防线，曼德拉作出了最好的例证，马丁·路德·金也算突出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