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的作者写到影响当代的主要思潮时，归结为三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潮，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怪物，这个怪物是西方殖民主义生产出来的，最终也成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

    在西方资本主义奔腾发展之时，西方（指北美和传统欧洲国家，不含东正教和穆斯林国家）对“非西方”（亨廷顿是这样表述的）的残暴掠夺，激发了殖民地的群体反抗。这种反抗是以小搏大，因为特别需要有效思想整合与社会动员，来对抗强大的西方。殖民地原有宗教己经在对抗西方败下阵来，它己不能够作为思想武器，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强大的思想力量，进行反抗行动的社会动员。

    殖民地的新式武器，就是民族主义，在20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狂飙突进，最终化为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次集体大反动（reaction)。选择这一武器是历史必然，殖民地缺乏更高级的思想资源来整合社会，它只能依靠生理上的本能，作为动力来对抗西方的科技与军事组织。血缘认同是一种生理本能，对于尚未进入文明更高阶段而言，基于血缘认同的思潮是成本最低、普及最广、收效最大、风险最低的一种思潮。
   
    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血缘与亲缘的群体认同。民族在历史形成中，最初是基于血缘，从部落一直发展起来的，血缘共同体是的根本的民族边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因素、文化因素渗透进民族之中，从而使民族成为一个血缘与文化的混同体。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血缘仍然是最基本的民族识别标识。尤其是非西方民族，血缘是获得群体信任的基本保障，一个适应日本文化的中国人，和一个适应了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在双方民族发生冲突时，都会因为血缘问题，而不被本民族认同，最终退回自己的血缘共同体。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元关系”，它是天然存在的一种聚合力，在没有外部压力时，它往往意识不到，而一旦外部压力增强时，民族血缘边界就自动地呈现出来，形成一种群体认同。血缘是最容易被个体认别的联系，当民族主义思潮吹响号角，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人而言会被普遍唤醒。

   当民族主义思潮形成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规制性的社会结构，对于血缘共同体中的所有个人，都具有强制力——当个体不服从这种无关系时，他马上会被群体遗弃并实行严厉制裁。因此，一旦面临民族冲突时，个体必须旗帜鲜明地选择立场，否则就会作为“族奸”被群体遗弃甚至严厉制裁。基于这种强制力，当民族主义发动之时，所有民族个体都被完全整合，裹胁到群体冲突之中去，对抗外部压力。没有一种思潮比民族主义更适合弱小群体，去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反抗外部压力。

    综观20世纪国际政治图景，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地的觉醒，正是以民族主义意识觉醒为前提。然而，即便如此，弱小民族面对西方仍嫌弱小。亨廷顿提出，西方的优势在于其军队经过组织化革命之后，具有暴力上的绝对优势，弱小民族如果缺乏机缘和外力，它是无法与强大的西方暴力机器抗衡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主要殖民地国家没有发生集体内讧时，所有的民族反抗基本上都失败了。当时面对西方，最强大的殖民地就是中国，而从鸦片战争直至义和拳运动，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全都失败了。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垄断时期，海外殖民地的瓜分完毕，而新的殖民势力德国、意大利、日本兴起，这一轮的殖民地争夺给予殖民地一个绝佳的机遇，就是西方国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各方互相残杀，大伤元气，英法传统强国彻底败落，从而给民族主义发展留下巨大真空。而新的强国美国没有发动新一轮殖民地争夺，主观原因是美国确实从无领土要求，客观原因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其无暇他顾。所以二战之后，殖民地独立运动蜂起云涌，这场运动中，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坚定盟友。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终于实现了自我证明——它确实是一种强大的、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