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要素。
    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布迪厄（Bourdieu）最先于1980年提出这个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和虚拟资源的总和，个人或群体通过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熟悉和认可关系的优势而逐渐增加这种资源”。社会资本后来由各学科学者进行了深化，在三个层次上被定义:
    一、狭义或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个人获取有利于的人际网络的途径。
    二、过渡意义上或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 是一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资本。科尔曼定义其有两个特征，其一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其二，为结权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社会资本不仅是个人利益增加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
    三、扩展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包含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国外社会学理论 刘少杰 2006)
    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内容：一、社会结构资本，例如社会人口构成、空间分布、政治结构、政策规制这一类的制度化资本；二、文化资本，包括文化、教育、社会价值观、传统等隐性精神属性资本；三、社会关系资本，这主要是指社会中人际关系、中间组织、人际信任度等。
    产业集群并非简单的产业单位数量组织，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从一开始就具备有数量之外的特征，即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结合。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中，提到产业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种知识扩散的air，在这种空气中，小孩都能够了解产业的秘密。这种知识扩散的air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是社会资本的最基础的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从最根本意义上，理解为文明化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到，一个地区或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是经过漫长的文化活动逐渐地演变、定型下来的，因此，社会结构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都是社会文化资本的在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延伸，它们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与狭义的文化在作用范围、价值、意义上有所分别而己。
    文化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着产业集群？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量化评估，因为文化资本的变量和指标缺乏客观标准，非常难以计量。但从很多产业集群的实例来看，文化资本对于产业集群的作用，甚至要远远大于生产要素资本。硅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跳槽惯习和创业文化，不仅导致知识在产业间的流转和创新性协作，同时也直接通过旧企业倒闭和新企业的衍生，实现产业集群的新陈代谢。
    在创新环境理论看来，产业集群中，各产业的根植性相当重要，有助于形成创新氛围支持产业创新。“根植性”指的是各个企业不是孤立的个体，不是产业孤岛，而是与其他企业发生各种横向或纵向的联系，从而编织起一个企业交易网络，进而再在产业溢出效果下，产生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人际网络。即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将经济活动“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使产业集群各企业不是松散的个体，而是在一张网上的无数个结点。
     因此，产业集群的根植性，从本质上说，就是产业集群通过复杂的各类社系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一个产业集群稳定不稳定，创新能力强不强，与根植性应该是成正比例关系。有人批评珠三角尤其东莞的产业集群，是通过外科植入式的，加工企业两头在外，与国内企业不太产生价值链上的生产关系，与本地的根植性很低，容易出现大搬迁出现产业空洞。这个批评很有道理，不过，也要注意到，东莞的产业集群大多是台湾企业，台企在台湾本身己形成严密的产业网络，转移到东莞之后，也将产业内部的根植性转移过来了，因此虽不与本地发生根植性，但台商本身的网络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这弥补了与本地的根植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