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前，一场激起极大政治狂潮的文化争论，挑起这场争论的是姚文元及《文汇报》，被批斗的是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文革的导火索，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课，为即将到来的文革来了第一轮思想准备。
   姚文元批吴晗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海瑞从未想过彻底打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相反，是以维护皇权为目的，求万世治安。海瑞保持自清，只不过是在忠君思想下，以个人的清为来挽回明王朝的脸面，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与命运，因此清官本身就是封建的糟粕，海瑞因此并不是所谓农民阶级的代表，而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的思路和逻辑相当清晰，从历史功底和论证上来看，有独到眼光。后人读此文，更看重了姚文元这一棒中的别有用心，即诬陷“罢官”影射为彭德怀翻案。然而，从史学上，姚文元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清官崇拜并不与王权崇拜相冲突，相反，它是从辅助、支撑的角度，补充了王权崇拜的不足，而王权崇拜，正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这一点，在史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当历史行进到大明王朝中期之后，朱家子孙开始一个比一个荒唐，社会普遍对王权开始丧失了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文官集团形成了一种“言官文化”，从维护君权、调和民意的立场出发，大胆直谏，逆批龙麟，虽然也怕被当庭打死，依然前仆后继，甚至以被打死为荣。与当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他们自认为是矫正皇权的当然力量，他们不以推翻皇权为目的，相反，是维护皇权的尊严和合法性的。
    海瑞就是典型一例，海瑞或者真是出于士大夫的传统道义，棺材里装着为民请愿的心思上京的。他想死，但嘉靖皇帝偏偏不让他死，还把把他供奉起来作为一个典型，使其清名远播。嘉靖这一招的毒辣在于，为明代社会强化了一种新的崇拜，即清官崇拜。（对海瑞的分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最有意思的）。清官崇拜似乎与王权崇拜对立，看起来是二元对立的，实则仍然是一元的，它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幻想，就是皇帝靠不住时，社会还有言官的良心存在，所以不需要反抗或者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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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对于清官是好是坏并没有兴趣，举姚文元批吴晗的例子，其实不过是为下面的话题作个由头和引子。思考中国的当代史，要多从历史中寻找证据和源泉，尤其是王权思想的源泉，同时提出一个方法论，就是历史总是体现出两面性，总可以从正与反面的效果来评价，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其实常常是背道而驰的。评判历史，总要超越个人的偏见和历史的时空，去寻找一些真实性的东西，线性的、一根筋式的历史理解方法，始终就象摸象的盲人，偏狭而可笑。
    我想要说的话题，是文革。对于文革，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从肇始和发源来看，它既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既没有什么进步性，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它是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来完成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给予一代人的痛苦而长期的精神创伤，在80—90年代，我们对于它的评价，毫无疑问是完全负面的。
    然而，这种评价，严格说来，是一种道德评价，或者说正义的审判，它是从发动者的动机、目的及直接效果出发，去评价的。然而，我们知道，历史重大事件的结果，往往要推迟至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后，才能真正看清它的作用，犹如秦始皇统一带来的集权国家兴旺与衰落，它总是会以其客观效果，改变大家固有的陈见，从理性上去思考种种问题，这叫做理性评价。
    从客观主义的角度，放在21世纪来看，文化大革命忽然变成既是文化的，又是革命的了，只是它采用了玉石俱焚、“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的方式，因而太特殊、太诡异了，让人直至三十年后才省悟过来，那就是，无论发动者最初的意图或目的如何文不对题，但最后它终于达到了目标，做到了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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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要说到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王权崇拜。
    现存的制度与文化，都能在先民中寻找到源泉，溯源于氏族时代。出于对抗外敌的需要，部落民众需要对军事酋长的绝对服从，而军事首长，一般又都是族内长辈或强者，因此逐步演化为王权崇拜和宗法制度。
    当这个王很强大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崇拜这个王，跪伏于脚下，当王开始衰弱时，王权吸引每个人去窥视，去实现个人王权，统御天下。王权崇拜并不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弗雷泽的《金枝》里，那个神圣国王“祭司”就是每天拿着刀剑巡逻，因为他随时会被人杀死，而奴隶为了自由，也会想尽办法拿掉祭司。
    中国的王权崇拜特点在于它与父系宗法制度相衔接，当崇拜与血缘发生关系之后，它就更加具备有天然性、不可违抗性，不证自明的神圣感。这种宗法制度为王权崇拜起到了一种有效的“护法”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使实现王权有效的代际延续，另一方面，这种共同维护形成的保护圈对抗非王权的挑战，而使王权崇拜更加稳固
    基于宗法制度的王权崇拜，一直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这根信仰支柱，支撑了庞大的封建性集权体系与权力制度。 这个制度一旦生成，又自己发生作用，反作用于王权崇拜，使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更加适应王权崇拜的需要。例如“天子”的概念、三纲五常式的忠君、钳制思想的八股科考等等，都是其产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合法性，它使社会的一切现存制度或观念，都具备了合理性、合法性，从士大夫到农民，都无不认为这种崇拜是必然的、必须的、不可反抗的。这一价值观成为在社会基础时混凝土桩基，坚固、刚硬，成为一种基本的惯习，就象我们一天不刷牙就自感口臭浑身不安一样。
    所以我们对照中国与美国的历史书时，会感到很尴尬，同是天才的领袖人物，华盛顿有皇帝而不做，而中国领袖个个都有当皇的心思或行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者，成功的最后都当了皇帝；接受了基督教的洪秀全，表现比清王朝还糟；先知如康有为，成了保皇党，同盟会反对保皇，以共和的名义推翻了清朝，可袁世凯依然还是想当皇帝；孙中山要光复共和推翻袁世凯，在组建新党采用的是指模立誓、对党魁绝对效忠。在这样的先进人物身上，王权与宗法制度的印记，都依然如此深刻，而出身青帮、又通过武装力量上台的蒋介石，更是大踏步退后，派系与独裁，就是宗法与王权的现代翻版而己。
    这些历史人物就象是蹩脚接力运动员，每一个接棒的人，都在不断丢掉一些东西，宗法的痕迹似乎越来越淡，而王权这个核心一直没变。当历史的接力棒，落到了毛的身上时，问题就出现了，毛能不能走出历史的周期性，最终完全丢掉王权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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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很不幸，毛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他没有接受到华盛顿式的新思想教育，反而有着农民的深刻烙印，不同的是受到了俄式马列主义的熏陶。列宁为了在落后的俄国率行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了一个实用型理论，就是其建党思想，这一建党思想里，把党看成是先锋队，一部分当然的先进分子，领袖在先锋队里有特殊的价值和权威性，可带领人们前进。列宁本人是不搞个人崇拜的，建党思想里的权力崇拜，只是其使用的工具，奈何列宁死得太早，在毛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使用这一理论的人己变成了斯大林。
    因为他也是军事首长出身，其所属的组织也是教条化的列宁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集权式组织，再加上他在长期战争中有天才的聪慧，并不断以弱胜强取得胜利，从而积累了极高的威望。王权崇拜又一次合法合理地产生了，毛思想被刘少奇树起来，反对派不断倒下，最先是张国焘，其次是第三国际作后盾的王明，而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一个个也发自内心地拜倒了。
    继任的赫鲁晓夫批臭了斯大林，让毛心里喀噔一下，虽然九次论战文字官事打赢了，知识分子也被引蛇出洞戴右派帽子了，但“王权不安全”这个阴影变成了心结。要重立王权，就来点理想和激情，证实王权的权威是合理的、合法的。全国人民钢铁元帅升帐，赶英超美、大家跑步进入communism！这一发作，便有了三年自然灾害，对于这种灾害，毛担心王权受影响，只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这一点，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最先在庐山发难，可是却罕有支持者，其他被王权思想禁锢了“大多数”，不敢反抗王权权威，所以彭德怀输得很惨。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主管经济的刘、陈、邓等，是务实的，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他们要为经济运行负责，否则自己也会死得很难看，所以毛“退居二线”之后，七千人大会上刘直接批评了毛，而政治局会议未让毛参加，这些事情连续发生，被视为对神圣王权的挑战，更刺激了毛的王权神圣思想，于是要准备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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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要发作之前，是要做些准备的，从井岗山红四军一起走过来的“小朋友”林彪，被选出来当打手。
    林彪很聪明，他知道，面对刘这个新兴人物，毛最需要的就是重立王权的权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王权崇拜，在国人中是有深刻基因的，王权权威性一旦被强化和激发，那就成为坚实的权力基础。面对刘、邓、陈的否认权威，林开动宣传机器来造神，诸如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匪夷所思的言论，通过日报社论和乡村广播传达为最高指标，王权圣旨有了现代化的传播工具，这是很多读通史的人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林彪要造神呢？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点，肇始者林和毛何尝自己不清楚。林彪爆炸后，搜出的日记中发现，林彪自己都完全不信这个，纯粹是用来当工具；而近年来，己经官方解密的一封毛给江的私信里，信是毛在1966年7月写的，其中很多话近似“黑话”，摘录如下：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 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指林）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党内的敌人），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CCP的锺馗了。
    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减，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虽然林彪造神吹得过火，可能让自己摔得更重，但毛打鬼借助林彪这个钟馗，也听之任之甚至公开表态支持，适当的个人迷信是好的。林彪在北方造神，毛在南方巡视要求各省效忠王权，这样，文革的基础就准备好了。北京学生开始造反，北京市委还能派工作组进去弹压，稳定形势，而毛一回来，炮打司令部，整个局面根本逆转，北京市委全部打倒，刘少奇开始走向噩运了。
    王权崇拜是文革破坏性力量的最根本基础，可以在文革中看到种种极端的崇拜表现，如百万红卫兵大串联，这是中国亘古未过的觐见仪式，与新皇登基仪相比，三呼万岁一点不差，不同的是只差三跪九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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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回顾历史时，我们总能发现，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超脱人们的控制，而出现很荒谬的结果。无论强权者如何想导入轨道，总会碰到反面，借用《大话西游》里有句很经典的话：“我猜到了开始，却没有猜到结局”。
    毛也是如此，因为他选错了人，他选择了一个与自己一样有王权思想的军事首长，异性相吸，同性就要相克了。林彪本人也有很深厚的王权思想，他也希望做王，而且他在军队有崇高威望，离王权最近、最有实力。他开始不安心做准太子，他希望能在毛逝世之前，将交班做到安全稳固。然而，他太熟悉毛了，刘的命运让林彪开始忧虑太子能做多久。
    像对林示威似的，那边林彪准备接班，这边70多岁高龄的毛还畅游长江，向中外昭示自己的强壮体魄，搞得叶群都惊讶不己。历史上，早立的太子结局都不太好，林彪的危机感很重，而毛公开反对设立国家副主席，让林彪更确认了怀疑，他不是刘少奇式的书生，他懂得行动大于一切，于是与陈伯达等一起开始窜掇设国家副主席。
    这一次的庐山会议，毫无疑问，非但没有轰平庐山，反而是林彪系惨败，党羽刹羽而归，笔杆子陈伯达落入不复深渊。王权争夺者被王位既有者打了当头一棍，只好缩回去了。
    这里要说到林立果，有其父必有其子，林造毛的神，自己的神靠毛来造，而林立果这家伙造老头子的神，也造自己的神。他的王权之心，比老头子更迫不及待当王，搞了一个五七一计划，计划不成功，又被周恩来一吓，赶快跟毛头子一起跑路了。这种败家子跟袁克定简直是同样货色。
    史书都记载，林彪出逃并在温都尔汗摔死后，毛目瞪口呆并长久不说话，身体状况开始逐渐恶化，他实在不知道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亲密战友和造神主将，为何会选择背叛出逃。他以为林会与以往所有的对手一样，最终俯首听命，谁知军事首长林彪，选择了天地同寿地的两败俱伤。
    这一次的打击，是最严重、最可怕的失败。如果说林彪的失败，是王权挑战的失败，而毛的失败，是造神运动的破产、王权地位合法性的彻底丧失，这场斗争没有赢家，以同归于尽而。
    林彪造神，自食其果。毛与林立果又何尝不是，因果孽缘，一报还一报，这就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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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文革至此，开始形势直转而下，从最初结果来说，是赢了，从最后结果来说，是输了。史无前例地不好收场，所以周和邓重新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扭转局面，毛也没脾气。这时，另一个王权思想的代表人，江跳出来了。
    江青想做女王之心，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武则天之心，路人皆知。让外国记者在香港出版《红都女皇》，就看出这个女人除了狭隘的心肠里，包藏了一颗掩饰不住的王权之心，邓小平上台后的雷厉风行和威望，开始让江警惕王权的失落。
    江青没有林彪的城府，她的一举一动全露出人民的眼皮底下，小兄弟们一个个进入中央文革，王洪文甚至还被定为了接班人，然而，草包王洪文太多流氓无产者的习气，毛深知其是靠不住的。周在定九  大班子时，趁机到长沙参了一本，让四人团伙灰头土脸。
    江青也不能说没有能耐，她盯准了邓的拔乱反正是修正主义，以右倾翻案风的名义，并提高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这一下子，又刺激了毛的王权思想，邓又坐了一次板凳。
    在毛的晚年时分，看到很多次这样的反复，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是在1971年之前，是不会看到的。毛对于自己的王权维持没有信心，他认为妻子江青是可靠的，可是江青的德行又太不放心，邓小平陪他在瑞金一起坐冷板凳，是同道中人，又有能力，可是又太务实，很可能否定了自己，举棋不定。选来选去，选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华，华后来果然不负深望，搞了两个凡是，从这一点上看，毛选人似乎还真选对了。
    有一个小插曲，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王海容揭露，举世闻名的“你办事我放心”其实不是毛的政治遗嘱，而是其他时候趁毛糊涂时写下来的，后来倒成了政治遗嘱了，看来华并不忠厚老实，“两个凡是”只不过是其王权护身符而己，是一种新的玩法而己。
    事情似乎这么定了，然而周恩来病逝，江青下了一着极臭的棋，就是压制人民悼念，而毛不知是糊涂，还是为这个既提防又拉拢的谋臣死掉庆幸，糊涂地给这一悼念活动定了性，这一下子，被王权调戏的群众，终于真的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华的两个凡是行不通了，骑墙派汪东兴也不摇摆了，四个人就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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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行走了数千年的、有形的王权，终于轰然崩塌，这十年历史里，王权崇拜以巨大的力量不断复制，强化运动，终于过度透支，轰然崩塌于1976，散落的无数碎片，仅在一年一度的诞辰或者忌辰中被人拾起。
    玩人者，最终被人玩，弄权者，最终被权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说到这里，想起左传里的一句话：“君由此始，必由此终”，古书里写的，全是真理啊。    
    毛以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兴起，这是对主流化的王权崇拜和王权迷信的一次清扫，是以揭痛式的手法，来为王权崇拜作个送别仪式。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王权崇拜，己基本全数崩溃。中国人从极端崇拜至无可崇拜、不愿崇拜，从极端迷信至不愿相信，从而出现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信仰虚无阶段，一切权威都是可耻的、一切崇拜都是非法的、一切可信的都是可疑的，那么还剩什么呢？
    在王权思想这根支柱上，原有附着的一切内容，都被清除。原有的传统价值观中合理性成份，都是可疑的。这其中，最冤枉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着科学逻辑的思想体系，除马克斯·韦伯外，再没有人能与之在体系完整性上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人道的，其自由与人权的光辉时时闪耀其中，有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情绪和理想情操，只是时运不济，被俄国人恶搞一次，传入中国后，又被王权思想再恶搞一次，早己面目全非了，其附着的王权支柱一倒，其合法性开始被人质疑。在20世纪推动中国人民族自决的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都开始变严重质疑，中国的人思想信仰开始如一张白纸。
    对于这张白纸，我们应该做何种评价？先放下道德审判的观点，我们来看历史，数千年来被不断强化的王权思想，如钢筋混凝土般禁锢国人的思想，渐进式的、和风细雨式的打扫，己经证明完全失效了，非有一次惨烈的、粗暴的运动，来彻底算一次总帐，彻底铲除这些意识中的积垢不可。袁世凯没有做到、孙中山没有做到、蒋介石更没有做到，但毛泽东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从客观效果上实现了。
    毛是一个具有极强精神能量的“强人”（如果伟人让一些人反感的话），他可以自身的能力，冲破一切制度化的约束，动员天下所有的资源来为之狂舞，达到极致，另一个规律就起作用了，那叫做物极必反。这个规律不仅仅是哲学高度思辩的产物，科学家也证明高熵状态必将走向沉寂，发动机加速过度，起火了，报废了。毛以自身光环的完全破灭，自证了这个最基础的王权崇拜的灭亡宿命。
    这会让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某个阶段对比起来总似曾相识，却又似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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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既然曾主导一切的主流化信仰、崇拜都没了，那还剩下的什么呢？
    还剩一个空壳、一些残渣，这个空壳虽然空空如也，却是有实用的，虽然成了一堆散沙，然有个壳子当容器，总还是在一起的，有合起来的可能，当散全散落在地，那情况更糟糕。更何况，这个空壳可以被用于证明原有体系某种程度而上的合法性，只需要否定某一些合理因素。
    邓显然明白这一点，他所主持的三七开结论，是将中国革命史与文革史分开，肯定前者，从而为执政体系获得一个历史性的合法根源，然而邓将行的新政，同样需要一个现实性的合法根源，这个合法性是什么？邓选择了的实用主义。
    这是个有很意思的事情，邓的思想资源应该是法国的，是自法国大革命以降的浪漫主义情怀的，为什么变成美国式的杜威哲学呢？我怀疑是民族主义的情绪使其偏向了实用主义，其去美国和日本的那一趟开眼界，让他震住了，感到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一危险让他迫不得己选择了实用主义。
    对于邓的评价，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在我看来，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认识的最高高度，使自己历史局限性减到最少限度。他没有再回到王权迷信的老路上，也不再执着于某些刚性的教条，而是选择了实用主义起点，重新开始。这个起点，是邓小平们的必然选择，它的内在动因，来自于民族自决与民族发展的强烈危机感，这是20世纪中国先进人物所孜孜以求的基本目标，在他们那代人的眼里，没有任何命题，能大过不做殖民奴隶的自由。
    为什么邓会选择这个起点？当一切崇高命题非法之后，我们只有相信自己人性最基本的经验理性，理论化地说，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更信奉的是基本的日常经验，对自己有利就是好的，对自己不利就是坏的，它不会研究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不会去讨论理性与感性是什么，是一种最庸俗的经验哲学。这种经验主义突现的是工具理性，只要能为我所用，则无不合理。
    这种经验主义哲学，是一种很难作出价值评价的哲学，你不能说它坏，因为本能是最天性的，但它也谈不上好，因为你的本能对他人不一定是好事。在贫穷困苦中，我们更相信我们自己求生和发展的本能，所以白猫黑猫，都不争论，当我们在实用主义中，不断发现它的悖论之后，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从而再反向溯求非经验的理性价值，去思考哲学家们绝对理性中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等崇高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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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重建同样是漫长的。当思想里堆满的污垢什么也放不下时，就无什么重建可言，当污垢被彻底清掉，变成一张白纸时，就有机会了。这一点，是毛用自己的悲剧十年来完成的。
    在这一点上，文革以一种灾难的直接结果，得出了一个正面的延续效果，这是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从感情上和理性上，得出来的评判确实是不一样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经济学一样，都被批评有不讲良心的冷酷，然而在对历史作出分析时，我仍然会采用一种很冷酷、超然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历史与现实。对于当前出现的各种乱象，例如假药、假酒、道德沦丧等等，我不把它看成是孤立的纯粹无信仰的产物，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过程——信仰与价值观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的自组织过程，在人类有社会之后，就会自己去寻找稳定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现在，我们就处于这个自然过程中的前期苦难阶段。
    这个过程阶段，会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些残渣，仍然会被人拾起，被人清理，被人重组，被人放大，重新在人的意识中存在，并不屈不挠地争夺一席之地，而一些新的东西会被引进来，被试验，被判断是真或假，其中好的会被吸收，坏的同样也被放大，恶与善是同时增长的力量。两个方面是同步的，在现在看来，后来似乎更快一些。
    然而，这个阶段有极强的不道德性，犹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一样，资本家为着300%的利润，甘冒着绞首的危险，在原始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个裂变的时代，总是以惊人的破坏、惊人的重建，在循环运行。
    文化的改造，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形式出现，历史积淀越长，痛苦就越深。这种苦难将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代价，这个代价极其惨重，但相对于数千年混凝土化的王权思想，这种交易并不吃亏。它能教会中国人在数千年文化中，从未真正领悟过的权利观与义务观，从未真正实践过的正义与人道法则，从未探索过的性恶论与赎罪命题，真正学会辩识真善美与假丑恶。
    这种强力的进化最终通过经验与教训，让社会重新吸收和组织起一种价值观念。从80年代中期的西方思潮翻译开始，重建己达三十年，无数股思潮激荡不息，俨然有五四气象。对于人性、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问题上，思想上己经达成了基本共识。有了思想资源，就有了行动力量，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从孙志刚到邱兴华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推动民主法治进程，中国当代有波澜状阔的制度化建设运动，并在这一思想资源下，并推动一轮又一轮的制度改造运动。一切不适应于这种思想资源的东西，最终都必将推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