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道说广州金沙洲社区要搞出4000套廉租房，对于这些房客实行一年一次的资格审查。廉租房和廉价房问题，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政府各级迟迟按兵不动，或者懒得去动，金沙洲此次在我所见的报道中，算是动静最大的一次了。
    廉租房对于平抑需求、平抑市场供结，价值还是相当大的，不过我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廉租房或廉价房在当前的某些社会心理下，会否被打上一些灰色的社会标签，从而使其面目有些偏离原意。
    每一种物品，根据其使用目的与使用范围，往往在进入社会使用之后，自动成为一种群体划分工具并化身社会标签，暗寓着使用者的收入、地位、血统、品味等等，是一种社会阶层的标记，例如开宝马车被视为青年富豪或权贵、住别墅意味着富裕阶层等等。这种物品的社会标签，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成为人群自我认别或被认别的重要特征。
    物品的社会标签无所不在，例如我认识的一位清华女博士，博士论文课题就是媒介形象，提到在英国，英国人买报纸常常是《太阳报》夹在《泰晤士报》中一起卖，以《泰》报的“高品位”掩饰自己对小报三版女郎的爱好，这就是有意识地使用社会标签，使自己表现出所期望的较高社会地位。
    目前的商品社会，极大地展示商品的标签价值，使人们越来越有意识地使用社会标签。例如房地产，就标榜为成功人士社区、商人社区、白领社区、富人区，使购房者在买房时，不得不将这种标签注入购房的目标之中，为这种标签买单。最新的宝马5系广告，就标榜为同学、92级毕业生，同学大聚会等元素，一看就是针对30-40岁的成功的、有知识的阶层，而这一阶层在同学聚会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攀比。
    社会标签一方面明晰了社会人群的认识，而正因为此，也同样强化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攀比意识，在社会意识领域，形成了偏见与歧视，例如对于宝马车主“有钱有势”且“仗势欺人”的偏见，对于“穷人区”、“黑人聚居区”的歧视等，在经济生活领域，滋生了一种炫耀性消费层面。如由于炫耀，购买与使用价值不符的高额奢侈品。奢侈品的消费，从使用功能上来讲，它不是满足于实用的目的，而完全是为了满足文化标签的识别价值功能，它不是生活消费，纯粹是精神消费。
    廉租房或廉价房作为一种社会物品，会被打上什么标签？廉租房给社会的印象，是给买不起房，甚至面对高租金也比较吃力的人的住所，因此这个标签上写着的是：失败者、穷人、农民工、低级职业、欠体面的产业、家庭经济负荷重等。这些标签是一个强力的经济标签，标明了是处于非强势的、无权力的、有问题的这一社会阶层，这批人群一旦被眼下的“廉租房”概念所定义，结果就是被贴上此类无形的标签，在当前这样一个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中，时常会遭遇到有形的或无形的歧视或偏见。
    或许有人会说有意外，比如北京的天通苑，它本身是一个安居小区，但买这个房子的，常常是开着宝马奔驰，还有广州的棠下小区，也是一个安居小区，也没有这种社会歧视或偏见。这要区别对待，北京天通苑太大，而且在安居的审核上控制很松，人群己经非常多元化了，因此看它的观点更是实用主义的，而广州棠下小区，是为广州老城区居民安居的，这批居民是原住民，在社会地位上相对于众多外来人口，是强势的，再加上它们的建成时间都较早，社会标签意识未有如此强烈，因此标签色彩并不浓厚。
   如果廉租房或廉价房给予社会这种不良的印象，在积极平抑市场的同时，也会造成两种不良的效果，一是使居民标签化，遭受社会歧视，二是因为好面子，担心这种标签化或歧视，而宁愿不选择廉价房，使廉价（租）房不能充分实现其社会效果。一些城市贫民宁愿领救济，也不干那些“农民工”干的活，充分体现了好面子的心理，中国人的体面意识丝毫不弱于最重体面的日本人与英国佬。
   因此，如果政府在推广廉租房或廉价房时，还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人群定位或名称，比如说高雅的楼盘名字，可以有效减淡对于经济标签的识别，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廉租房的功用相对复杂化，从而使社会各阶层在这一社区内有效融合，例如说，既可以为缺乏构房能力的一般人提供定居所，又可以划出某些区域免费作为创业孵化器，或者将一些房子以奖励、免费赠住等方式，提供给一些相对较成功人士，这样廉租房的社会标签味道，就会大大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