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暴涨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中产阶级，当这一部分人群感到痛苦之时，社会压力从未有如此之大，社会的核心矛盾一下子从三农问题，转移到城市，在医疗社保、房价、教育三大问题之中，首当其冲最致命的，就是房价。
    为什么三座大山之中，房价问题最为严峻？这与房价受害者的面目有直接关系，对房价最敏感的人群，主要是那些在城市工作有一定时间的外来新增的、年轻的、中产阶级人口。这批人口比较年轻，受过较好教育，正处于自身教育和儿女教育的空白期，教育对于自身的关涉度远不如住房问题强，同时年轻带来身体健康度高，医疗社保等问题，也不如买房结婚生子更具现实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人口进入城市工作一定时间后，事业具备根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和区域来进行下一步发展，一个稳定的、自有的住所，对于事业发展是有积极价值的。同时年轻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这批人口正处于婚姻期和产儿期，一个稳定的住所对于婚姻和育儿，在当前社会现实下，是一个生活的基本条件。
    在房价平稳期，一般白领夫妇，省吃俭用，拼拼小命，用个二十年左右时间，一般可以拥有一套住房，虽然压力很大，但总归还是可以承受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大批新增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加强了竞争，拉低了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房价却不顾承受能力，拔腿飞跑，原有的二十年翻倍变成四十年，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实际薪酬大贬值，也造成了极大的挫伤感和绝望感，如果房价再这样增长，可以不客气的说，中产阶级普遍面临人生的破产，向上流动变成了向下流动，这辈子看不到希望，下一辈还在房子上挣扎，这是极其可悲的。
    求稳与婚姻，是解决目前的问题，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房价问题直接关涉到这一批人群当代与下一代的向上流动问题。要注意到，作为最重要的财产积累，稳定的、低水平的房价可以大大减少在房产上的消耗，扩大再发展的积累，在事业上也有利于实现中产阶级强烈的向上流动欲望。同时，父代的积累水平和向上流动程度，也将直接关涉到下一代能否在城市立足，能否在户籍制度接受城市教育，涉及代际延续的问题。当一个社会的向上流动被强行扼止之时，这个社会的风险就己经相当之高了。
    可见，房产己经不仅仅是社会某一单项商品价格畸形增长，而是一个阶层基本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严重受损，房产己不是商品，而变为社会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价格失控，带来的问题就远远溢出了市场经济层面，而上升为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即平等权与发展权的严重受损。   
    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我们说，农民有小农意识，小富即安，此话不假，我要说的是，中产阶级也有中富意识，中富即安，只要向上流动的希望没有破灭，只要获得可以接受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在没有严重的外部环境压力下，都会在社会系统中自觉取中庸态度，成为社会空调平衡冷暖，这是小布尔乔亚们的天生特点。中产阶级处于极富与赤贫之间的地带，起到的作用是缓冲、调和社会矛盾、消化社会压力，稳定社会基本结构和价值观，这个基数越大，社会就越象个不倒翁，最稳定的社会如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纺锤体型社会，纺锤中间丰满的部分，就是后工业社会服务业生产出来的庞大中产阶级。
    然而，与农民不一样的是，中产阶级在知识水平、行动能力、组织水平上，要远远高于农民阶层。农民运动没有知识阶层的参与领导，只会变成流民运动以失败收场。农民运动不一定会引发知识阶层的响应，相反知识阶层的自身优势，却很容易发动和引起农民的响应，这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成功，就可以看出这一相对性规律。如果房价的增长，高出中产阶级的可期望值，陷中产阶级为房奴或开发商之佃农，事业稳定和向上流动完全幻灭，那么社会危机就会必然由中产阶级自身弥散开去，变成政权危机和社会灾难。
    在2006年度，房价增长引发的巨大影响，不仅仅反应了中产阶级的普遍危机感，其实也正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知识水平、行动能力和组织水平，他们能够善于使用传媒工业唤起普遍的回应并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力求改变现实，这比农民阶层由少数人代言更加直接、更加有力。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数字说明，受损的人到底有多少，然而考虑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流动、大学扩招，毕业生暴增的影响，保守估计约有上亿的新人不断涌入城市，中产阶级从人数上还将在今后不断增长。房价的上涨，使中国更加具备高风险，并且风险由分散的农村向紧凑的城市日益集中，如果再不平抑房价，那么我们就只能等着必然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