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挺换妻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学者对于一个重大的社会伦理问题，出言应该非常谨慎。婚姻和家庭是人类社会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社会设置和单位，婚姻又是家庭制度的核心，因此它保持相对稳定的形态，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相当关键的。性伦理一旦突破底线，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会带来，比如说家庭崩溃、艾滋病传染、子女教育，在目前形势来看，中国的传统伦理不太可能有换妻的容忍之地，最多是在小圈子的亚文化中存在，李银河如此大张旗鼓，挨了骂真是纯属找抽。
    为了全面地分析换妻问题，我们不妨将眼光延伸，先看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再看看现有专偶制的特点，探讨为何换妻不能替代专偶制并且可能引发各类社会基本问题的：

    婚姻制度的演变
    当代换妻，从心理上来讲，是社会的一种新型纵欲方式，从文化上讲是文化的人为返祖。返组的源头最早应是乱交，早期人类性行为的方式，仍然是动物世界的，虽然可能猿族的首领有一拔妻妾，但整个性模式，还是乱交，《榴莲飘飘》中有一首歌：
    “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男女光着身子跑，男的追，女的跑，追到一个按在地上搞一搞，搞得女的哇哇叫，掀起了原始社会的性高潮，性高潮”
    这首歌很谐趣和夸张，然而它反应的确实是原始社会最早期的现实。
    在乱交之后，人类渐渐规范了性行为，逐渐形成固定的性交对象，也就是婚姻制度最早的开始，摩尔根在其经典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中，提出，以性为基础的婚级组织，甚至要早于氏族社会。摩尔根剖析了人类婚姻制度的五个梯次：
    一、血缘制，即嫡家和旁系的兄弟姊妹集体相互婚配，血缘制可能是所有的婚姻制度的最初阶段，反映的是女娲与伏羲时代，血亲兄妹也相互婚配；
    二、伙婚制，既可以是由若干嫡系和旁系的姐妹集体同彼此丈夫婚姻配成的，也可以是相反，形象的说，弟弟和哥哥，取了对方的姐姐和妹妹，但姐姐或妹妹可以同时与弟弟或哥哥婚配。这一阶段即神话时代的“群婚”，己经逐步摆脱了血亲婚配，原因可能是血亲婚姻中优生学发挥作用，产生了大量怪胎，而形成了婚姻。
    古代的很多圣人，都是“感生的”，传说中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因为谁播的种，没有DNA检测，所以也搞不清楚，所以尧舜等，都是圣人皆无父，都是杂种。
    孔子时代，应该己经步出群婚制，孔子的出生，可能是由于母亲在野地被流氓强奸，梦麒麟一说是靠不住的。
    至于刘邦是母亲梦见白蛇所生，那纯粹是为自己脸上贴金，为了让自己当皇帝造谣，甘当杂种。
    三、偶婚制，一对一，但不专限于固定配偶同居，泸沽湖地区的走婚现象有这种偶婚制的影子，人类的性行为和婚配己经规范化了。
    四、父权制，一个男子与若干妻子结婚而建立。至于伊斯兰民族允许的一妻多夫，可以看成是父权制的另一种类型。父权制就明显带有社会组织结构作用的影子，将女性视为财产而专有。
    五、专偶制，专门固定的一对配偶，也就是现在我们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婚配更多受雅利安文化的影响，因此也称为雅利安式的，后来受到宗教（基督教）而强化。

    当代婚姻制度形成的因素
    影响婚姻制度的因素，有遗传学上的，也有社会学上的，迈出第一步是遗传，之后走出的是社会学的步子：
    一、种族延续与优生学。人类从血亲制走到伙婚制，这是一步重大的跨越，人类学研究都倾向于直接原因在于血亲交配所带来的畸型儿问题，影响了种族质量，使人类通过经验发现血亲制的问题。
    二、财产与氏族。早期人类发展之后，人口数越来越多，渐渐形成氏族，比如兄弟，各一支系发展下去，就可以裂变为无数的新氏族，因此，辩清楚婴儿的父亲，己经关涉到氏族血脉，相当重要。同时，社会生产可能己经形成了剩余财产，有财产继承的问题，因此先清理出偶婚，再进化到专偶制，从此遗传关系清晰明了，对于血脉和财产继承是有好处的。
    三、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中，男人的社会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女性地位低下，开始被视为专有私人财产，而在氏族斗争，掳掠女人的传统，也加深了女性地位，当父权和财产权确立起来时，女性作为财产的一种，与婚配制度结合，形成了一夫多妻制。
    四、情感进化。专偶制的出现，是出于血脉和财产继承需要，但经过了情感进化和宗教感染，有学者认为，进化过程中人类对婚配的需要，除了性和种族遗传需要，而且夫妻之间产生了强大的情感，相互支持，相濡以沫，也有助于强化与后代之间的亲情联络和家庭教育，这种发展出来的情感联系巩固了专偶制。
    五、宗教感染和理性启蒙。基督教宗教神义，开篇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专偶制，强化了这种婚姻制度的关系，近代启蒙思想，强化了夫妻的忠诚、感情、家庭元素，在西方，专偶制巩固或稳定，与这两者关系非常密切。
    六、环境与人口控制。不排除在某些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为了减少人口增长，必须实行专偶制，它经一夫多妻制更能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在藏族一些地区，至今存在一妻多夫现象，原因在于生存环境恶劣，共用一妻既可保持血脉又可减少人口，集中使用资源。
    这是人类学家现代普遍认同的观点，从现在的价值判断标准来看，无疑这条脉络走向是日益文明、日益科学、日益人性化，它可以与进化论有效结合，观察到人类心智和社会发展同步进化的紧密关系。
    不过要指出的是，爱德华·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持的是退化观念，也就是说，韦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专偶制，而一夫多妻、群婚则是之后产生的支流。韦斯特马克的理论角度比较奇特，就是人类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天然会形成专偶制。韦斯特马克的理论和结果，恰恰是背反的，如果因为这种原因，最早出现的应该就是一妻多夫制或者一夫多妻制。而婚姻制度以退化的方式协同进化，这是难以作有效解释的。

    换妻制不可能替代专偶制
    人类发展到专偶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在迄今，很难看见一种新型的、可以替代的婚姻制度来进行继替。
    一、专偶制把财产进行了有效的代际继替。财产的发展与积累是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财富积累是私有制情况下，社会资本的主要累积渠道之一，当专偶制明确了财产继承后，财富的集中使用而不是湮没，对于社会发展起到有利的作用。
    二、专偶制把性、种族延续与感情进行了衔接。早期的人类婚配制度，缺乏感情因素，严格来讲就是性交机器和种马，然而当感情发展出来之后，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出现了丰富的层次和内容，这是人类心智进化的伟大成果，也正是如此，婚姻才显示出更丰富的人生价值。
    三、专偶制把家庭和教育进行了结合。专偶制使家庭分工明确化，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分明，稳固的家庭构成了儿童社会化初期的主要场所，集中父母的能力和资源供养儿童，使儿童获得食品、教育、社会规念，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专偶制是核心的，专偶制一旦毁灭，整个社会就不会是今天这种形态。
    可以讲，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从上代发展到下代传承，从个体需求到群体需要，偶婚制所形成的家庭，都吻合了人类社会的根本需要，作为社会进化的结果，它几乎是完美的。
    再来看换妻制。换妻制的主要现实需求，是纵欲，也就是性体验的新鲜感，除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性幻想之外，它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对社会产生实际的价值。专偶制的发展，是因应了优生、财产继承等社会发展要求出现的，而换妻制，缺乏使其在现实中，缺乏普及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基础。
    同时，换妻制在个人情感和家庭教育上，也很难期望产生良性的效果。当人类将性与情一旦结合，就如合金一样，己经很难分离，尤其是感性因素更重的女性，强行扯裂性与情，会给婚姻产生无法预料的难题。韩国电影《蝴蝶俱乐部》中，恒与妻子在临阵退缩时的表现，很贴切地反映了复杂的情感与难以接受的性现实的强烈冲突。当家庭陷入难题之后，子女的家庭教育受到冲击和破坏，对于下一代的成长，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李银河己违背了学者的道德
    如果说，社会默许婚前乱交，这一点尚可以理解，然而婚前乱交，不会直接破坏基本的家庭单位，最多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换妻则涉及到夫妻、家庭与社会、代际延续等多重责任，多重关系，因此它所涉及的意义和价值，非常广泛和深刻。不否认的是，在法律框架下，换妻制更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这是李银河“公民合法权利”的合法性所在。然而，李银河作为学者，心里应该明白，换妻问题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合法化争议，起码在目前，中国没有法律对换妻进行惩罚或者禁止，而完全是道德伦理争议，抛出法理问题，其实毫无意义，道德问题才是法律问题更加关键。
    道德争议的核心，就是换妻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它能够带来对社会有价值的要素，并且代表未来的方向，那么就是可以支持的。当它还只处于极细微的发展不至于动摇伦理基础，可以在道德上隐性约制，而不作法律的规范，而一旦换妻严重影响到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时，必要时应用一定的道德或法律强制手段，来进行阻止或禁止。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可以采用两种态度，一种是沉默，中立而不表态，不使用学者的权威去强化其社会影响，一种是立场鲜明的反对，这是关涉到整体社会的基本伦理和安全的，虽然破坏了学者的学术中立，但却展示了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很遗憾的是，具有很强社会话语权的李银河，在这一事件上，违背了学者基本的立场和道德，将“道德沉默”，以“公民合法权利”的方式，偷龙换柱转变为“道德容许”，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错误，是极其草率而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