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点并非胡品生的发明
看到时坛上有篇转来的文章，来头是：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肯定是直接影响人的幸福指数的高低。
     但是，金钱不是惟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的人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还要受到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考量下来，往往会出现越穷越开心的现象。 ”

   这篇文章受到了网友严厉驳斥，认为是这种说法是毫无任何理由，纯粹缺少社会人文关怀等等。

    网友所引用的“胡品生语录”只截了一段，没去翻查胡下文是怎么样。而从被引的话看来，表述的是理论上的可能，而不是胡品生赞同或者支持这种做法。

    事实上这个网友并不知道，胡品生这句话，并不是他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中国不少的院士和无数专家学者”没有一个发现，这其实是西方上世纪40年代结构——功能派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参照群体”和“相对剥夺”。

    但是这句话谁都不敢讲，网络舆论的特点是过于一边倒，情绪和偏见常常会阻碍讨论，讲得不好就是何作休，就是张维迎，就贴上维护现存秩序的“卫道士”标签，又会被扣上“所谓精英”的帽子淹没在口水里了，所以为了免却麻烦，就变成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二、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

    关于“参照群体”，194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海曼最先使用这个术语，也就是说，个人在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与之相对比的人类群体，是与参照群体相比较的结果。

    1943年，T.M.妞科姆研究大学生的社会观点后得出，用参照群体这一概念表示个人在心理上所从属的群体。他认为，社会观点的形成是个人对某一或某些群体的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函数。

    R.默顿对这一理论的确定成形起了决定作用。M.谢里夫则将之引入48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原理》（1948），认为参照群体的的规范可以成为个人的社会目标，成为个人自我评价、对社会生活现象评价和世界观形成的基准系统。

    所谓“参照群体”，通俗来讲，就是“人比人，气死人”，人们评价自己的地位，常常不是因为自己跟自己比，而是跟别人比。恩格斯说：“恶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人都有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根本欲望，所以参照物常常是向上参照，而不是向下参照，也就是说，人总会跟比自己在综合社会地位好的群体比，而不是向下去比，好象普通大学的本科生不会跟成考生比，只会跟名牌
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比这个意思。

    “参照群体”这个概念，又引申出一个“相对剥夺”的概念，所谓相对剥夺，就是说人们认为自己获得的东西而没有获得，就产生了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就是指与参照物相比之间，所感觉到的差距。

    在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时，公平作为一种应得之物被强化，如果人们所参照的标杆越高、越多，这种相对剥夺感越强烈、越觉得不公平。

    举例来说，年收入10万的中上层白领，不会跟年收入 2万的农民家庭比，而更多是跟100万的人甚至千万、亿万富翁去比，这种比，当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一个现代社会，没有相对剥夺是不可能的，穷人跟富人比财产地位，有相对剥夺感，城里人跟农村人比安全感和清新空气，也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强烈到暴发时，往往成为一项社会运动的动力和来源。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广泛发生时，会更加激化这种相对剥夺。例如，当富翁的积累，普遍带有不道德的“原罪时”，这种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不仅更加强烈，而且还会延伸到政治上的剥夺感，向上参照会带有强烈的道德否定和制度审判的意义，使相对剥夺成为强烈的愤闷和怨怼。

三、对“参照群体”的有趣实验
    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家萨米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在美军中进行了一项研究，其中一项是关于晋升速度对于士气的影响，这个研究的假设前是：晋升速度与士气成正比。

    斯托夫选中了两个对照的研究单位，其一是，宪兵，它是美军中晋升最缓慢的单位；其二个是空军特种部队，晋升最快的单位。根据一般人的想法，宪兵应该认为晋升制度不公平，而空军特种部队成员应该认为晋升制度公平。

    不过，斯托夫的研究却推翻了原有的假设，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发现，宪兵部队虽然晋升慢，但士气更好，原因是所参照的对象同样晋升慢，心理上更平衡。而空军特种兵，晋升速度快，而大家反而不满，参照物多而且高，使特种兵们更认为很多人的晋升是不公平的，从而影响了空军士气。这个案例直接印证了参照群体理论。

    后来一个女美国的学者（我忘了名字叫什么）根据默顿的理论，还进行了各类量化调查，调查结果也映证了参照群体，其中两个结论是这样的：

    1、在同等条件下，偷窃对象更大可能选择同辈群体（原因是偷窃者的参照群体常常是同辈群体，剥夺了同辈群体中某人的财产，可以实现增长自己财产和削剥对方财产的作用，从而实现在群体中地位上升）

    2、当偷窃对象针对更优越的群体时，被告发者更可能是偷窃者的同辈群体而不是更优越群体（原因是偷窃者所属团体因为偷窃者财富增长引发参照冲突而告密，而被窃群体除被害人之外，其余的人相对地位上升了，反而不告密）。

    这两个研究，一个是归纳法做的结论，一个是演绎化作出的结论，斯托夫的结论更直观而可靠，而后一个研究相对来说，虽然有数据支持，但解释得过于悬乎了一些，而且也不能解释大量发生在对富人的劫取现象。

    四、对于中国“相对剥夺”感的一些看法
    1、绝对剥夺与相对剥夺。相对剥夺从心理学上，部分地解释了社会不满的来源，同时也能够适用于一些社会现象。“弱势群体”在中国四处开花，连一些我们认为是传统强势的群体，如公务员、白领阶层，从社会分层上来看，相对农民，是明显的强势群体，竟然都自认为弱势，这也是相对剥夺感的现实表现。
    不过，也恰如冲突论者所认为的，把社会不满全部归结为心理上的嫉妒、眼红这是不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绝对剥夺，是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社会的各类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冲突论和结构——功能论，可以看成是一阴一阳，互为矛盾，互为补充，仅有任何一方面，都是有偏颇的。
   
     2、社会事实与心理事实。中国的社会事实是相当严重的绝对剥夺，这一点如果否认，那确实毫无原则，没有良心。
    但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社会事实与心理事实，并不是随时随地完全一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偏差，例如普遍地绝对贫困时，平等感反而更强，更能心平气和，说明它确实有心理事实存在。
    相对剥夺心理，是一种客观存在，源于我们的本性，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表现就是我们的参照群体，常常不是过去，不是向下，而是将来，而是向上。公平感其实是社会事实与心理事实协调的最关键因素，而这正是中国当前严重缺乏的。

    3、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种类，确实会影响心理感受。文化的不同，尤其是财富观的不同，使社会心理不同。
    比如印度的文化是向后的、文化中向上的动力不够，因此印度人看待“相对剥夺”更加缓和，安贫守命。如果中国最后处于主流的传统意识形态，是道家老庄，可能我们看社会问题的眼光，也完全不一样。
    谈到这里，再聊聊中国农民，中国长期是农耕文化，与土地联结的非常紧密，长期的小农经济，使农民阶层的欲望程度较低，知足感很强。相对来说，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条件，确有改善，更易满足，如果有很多人对于目前现状满足，而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能算是反常。

    4、相对剥夺感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比如经济剥夺感、政治剥夺感。经济富裕感的满足，并不代表不能在政治上产生强烈的政治剥夺，反之，政治剥夺感的强烈，也不代表经济剥夺感强。
    如果不同人群，对于某一内容更加敏感，那么对这一领域的相对剥夺感的感受，会比其他人群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会影响到他对整体社会的剥夺程度评价，而忽略其他的补充因素，也就是说，政治剥夺感很强的，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忽视经济发展的事实。取什么样的程度判断，取决于人群的文化和结构，农民和城市居民、低知识阶层和高知识阶层，在社会诉求上很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

    5、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出现于转型时期。这种情况一是由于财富的分配会逐渐出现大规模集中，形成强烈的社会阶层差异，其二是价值观的剧烈动荡和变化，当安贫守命、安守现状的价值观被推倒，鼓励上进、富裕的价值观处于强势地位时，相对剥夺感会出现更加猛烈而成为社会运动的力量源泉。

    由此来看，胡品生提到因为文化、价值观、社会环境因素，农民的知足感与我们不同这一些观点，并非没有道理的。对之进行一边倒式的批判，其实并没有必要，看问题的角度应该是多元的、理性的，这恰恰也是我们奉承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学术自由。

    其实，窃以为，批判胡品生的网民，与农民所表达的，其实并不一定是一回事。网民代表的是爱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新一代知识阶层，也于社会正义和人文关怀，诉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分配、诉求对不合理财富攫取手段的清算，诉求政治开放和政治剥夺感的消除，从价值观上是美国式的，追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个性解放。
    这一点上，己成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强力潜流，对于清算旧传统、变革旧制度、促进中国当代化，无疑是值得积极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