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社会学的时候，发现了冲突论与功能—结构论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冲突论的始终马克思发生了兴趣。这样一个主导20世纪进程的人，甚至还将反复影响历史进程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
对我来说，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学说中，强烈的斗争意识源何而来，青年和中年的马克思，曾经有过了解，比如被迫多次流亡，生活窘困等等，这些内容，当然可能会激发这一代伟人心中强烈的斗争意识和破局欲望。
现代社会学的各流派都基本认同人格形成是多元化的复合物，既有后天的也有先天的，既有理性也有无意识，根据一些在野蛮环境下成长儿童的案例，后天社会化似乎更加重要，而这个后天社会化过程中，儿童阶段对于人格的养成也是相当重要的，早期遗留可能会影响一生。
因此，想了解马克思，应对其童年有详细的分析，然而现在的经典著作，多忽略这一点，这可能跟主流意识形态更强调马克思是发展的哲学、现实斗争的哲学有关，关注童年有先验论的色彩
一、权威型父亲的塑造
我们知道，一个儿童成长过程中，主要受五个要素影响，家庭、学校、托儿所（或幼儿园）、同辈群体，大众媒介。马克思时代，没有电视，大众媒介影响很小，马克思是12岁左右，才去读书的，因此他儿童时代的社会化和人格形成，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父母的背景和教育方式。
马克思与毛泽东一样，都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马克斯的父亲享利希是个犹太人，有名的大律师，后来为了免税而改宗基督教，应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家境富裕，母亲荷兰人，贤淑善良。
享利希用现在观点来看，是一个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子女教育一般都更宽容，更理性，更平和一些，棍棒教育较少，从父子信件中看来，确是如此：当马克思在学校里过着花花公子式的生活，给家庭欠下债务，老头子好不容易还清，但给儿子的信中也只是简单的训斥几句了事。
心理学家布龙方布罗内曾结说，中产阶级的父母更倾同于放任型，而工人阶级父母更倾向于专制型。鲍姆半德在 1980年的一项研究证明说，最有效培养出独立的、社会责任感强的孩子父母，是权威型的，放任型父母强调儿童未来责任而轻视义务，放任型则相反，只有权威型的父母，会试图强调与特定的儿童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权力与责任，与子女的关系是互补的，更为儿女与接受和尊重。
享利希完全可能就是这种权威型父母，他是大律师，对于“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概念，会贯彻到他的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中，马克思与父亲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当马克思与燕妮私下订婚婚，不敢跟岳父讲，却告诉自家老头子，老头子帮儿子瞒着并到处张罗，证明了父亲在儿子心中的尊敬地位。
从马克思父亲身上，我们大约能够理解，马克思终其一身，都在斗争，斗争的目标是完成解放无产阶级的重大历史责任，除了在中学所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外，父亲所身传身教的责任感，也构成了其人格中的使命感。
二、犹太血统与家庭宗教冲突
马克思的家庭，是犹太血统家庭。这个血统非常重要的是，它没有物质家园，只有精神家园，物质家园是作为基督教的异教徒而被彻底毁坏和逃亡的。犹太人对于精神生活的笃信，养成了犹太人长于逻辑，精于思辩的特点。
哲学是一种高度内心化的非实证科学，形而上学的思考最需要的就是这种逻辑与思辩。马克思出生于正统的犹太拉比世家，在学校读书时，表现出了这种天赋，马克思少年时代在学校里，便体现出思辩的天赋，他的拉丁语作文是《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哲学课题，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讲，写出一篇逻辑严密的议论文，可能还有困难，而用拉丁文演绎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没有天分的因素，很难解释。
这种犹太血统和犹太思辩能力继承，对于马克思后来研读哲学构造宏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打下了较好的思维基础。
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在青年时就摆脱了传统犹太宗教思想的束缚，没有再从事宗教职业。1817年，35岁的享利希正式受洗改宗，成为一名基督教新教徒，甚至连名字都改了。这种改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普鲁士流行的反犹政策，这种改宗是出于被迫，出于保护。1824年，老头子让他的6个孩子都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此时，卡尔·马克思只有6岁，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差别是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克由于她父母的反对，当时没有改宗。直到她的父母去世后，她才于1825年随丈夫和孩子们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因为改宗，在马克思的家里，其实是存在着多重宗教冲突，一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冲突，父亲原来己不再受宗教影响，因为宗教原因又不得不信基督教，二、两种宗教的冲突，犹太教与基督教本身的教义冲突，三、现实压迫与精神信仰的冲突，被现实的政治压迫，强制进入另一个宗教的精神世界中。
这三种冲突在一个受歧视的犹太家庭中出现，极可能导致了信仰混乱。而这种信仰混乱给于马克思的印记就是，他从少年起，就既不信犹太教，又不真正信基督教，学校最后不得不给马克思再宗教指导一回，给他施了“坚信礼”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深受黑格尔唯心哲学的影响后，一见到费尔巴哈便转到唯物主义的哲学上去了。
三、兄弟早夭与姐妹成群
享利希一共有九个子女，马克思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两弟三妹。大哥在4岁时就早夭，其时马克思己经出生了，两个弟弟后来也很早就因肺炎夭折了。
马克思在家中，有着很强势的地位，不仅是长子，而且也为唯一的儿子。重男轻女，几乎是所有父系氏族演化过来的社会性别地位特点，唯一的长子在家中，更显得宝贝。马克思的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贤良淑德。丈夫做律师，日常对于儿子的管教，是由母亲来负责的，而根据文献的描述，马克思的母亲是个不懂什么大道理，却非常顾家的慈母。当她后来看到马克思的一家过着这等贫困的生活时，并不是积极支持儿子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而是埋怨道：“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产，而不是写一本什么资本的书（指《资本论》），该多好啊！” 。
而马克思的同辈群体，主要是家中三个妹妹，这三个妹妹，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自然成为儿童马克思的欺负对象，戴维·麦克莱伦所写的《马克思传》中写道：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长子、独子、慈母、多妹，这种家庭地位和环境，很容易养成儿童的张扬、专横、嚣张的精神气质，这个家庭出的“顽童”、“劣童”也特别多。在马克思的一生，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性格的潜元素，比如马克思与论敌论辩时风格，与鲁迅很相似，都是尖刻、锋利，带着讥讽，现实中与人对话交流时，也是语气坚硬、不由分说，很多见过马克思的人都对其有“粗暴”的印象。
“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的言论由于他所使用的令人不快的音调而显得更加尖锐。”
——P.安年科夫:《俄国人对马克思的看法》，载《新时代》（1883年）
“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
———《K.舒尔茨回忆录》第一卷（伦敦，1909年），138页
然而，现在很多观点都支持认为，儿童“顽劣”并不是坏事，其实是儿童个性发育快、自信心增强的外向表现，这样的儿童若在后天教育得当，创造性、主动性普遍都比那些文静的儿童强。艾里克逊的研究认为，学龄前的后童正是获得主动首创性和内疚感的时候，而马克思的独特地位都可以孕育出这样的性格，所以马克思最终才没有成为忧郁的康德或者歌德，而是构造出一种具有极强斗争性和英雄主义的哲学。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伟大人物，童年和少年，对于马克思后来的哲学观，运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论来看，几乎是那个时候就己经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