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在东莞奋斗的他乡之人写一部传记，一直是我们的愿望。
    他乡与本乡，之中体现的乡土观念是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有关，黄仁宇所说的15寸等雨线内的农耕生活，造就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代代积淀造就了不同人群的地域化性格差异。与个人成长、生活秘不可分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己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必须承认，“本乡”与“外乡”两词，在心理的认同感上，有明显的冷暖之别，在古代诗词歌赋中，异乡总给读者一种灰冷的印象，王勃在滕王阁中写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均属此类。
    至异乡奋斗，更加需要勇气。离开了本乡本土，重新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所面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命运更加不可预知。不可知之外，唯有一点可以确定——必须适应环境，主动变化。“是生存，还是毁灭”，每个在东莞开始新生活的人们，都一样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从这一视点，来发现这个人群的故事，或许会带有某种社会学考察的意味。

二、
    400万、500万、600万……，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可以清楚说明，在东莞生活着、工作着的外乡之人究竟有多少，或许，这也正是反证，人们正象于连一样信心百倍：“东莞，我来了”，而不是象卡夫卡那般悲观，“一切困难击败了我”。
    改革开放之后，外乡人最早涌入东莞是什么时候？是谁？如何至今己不可考，一种说法是80年代未，调入过一批外地教师，但这批人现在己经风流云散了。事实上，这种说法，仍然以入户作为“进入”的标准，但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外乡人的进入，显然是不够科学的。
    其实我们追问过往，并无必要，更关键的仍是现实。外乡人进入东莞，仅仅是目前，便足己充满我们所有的视野。东莞的外乡之人，比例远远超过本地户籍的三至四倍，在工厂，绝大部分一线工人，都为外乡人，在经济领域、在政界、在学界，都活跃着一大批的外乡人。剖开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我们看见外乡人己成为城市的主要基石。
    绝不可能获得某种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分清贡献率，那其实有些缘木求鱼。我们仅仅需要知道“极其活跃”，并且知道这些人为这个城市创造了、正创造、还将继续创造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己足够。

三、
    外乡人的进入，刺破了这座城市旧式的农业社会结构，迅速地融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外乡人来到东莞，出没在出租屋里，工作在车间里，与东莞的互动关系，最早仅仅是经济领域，体现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往来。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绝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器物层面，必然带有文化的烙印。从接受生活习惯和遵守各类规则，从日常交往到结友通婚，从暂住到定居，外界环境对人的改变，逐渐切入文化的更深层面，步入最高层次的思想、性格、气质的融合。
    定居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当落叶生根，意味着融合成为定局，而语言的变化，则有更深层的况味。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必须要突破这一外壳，才会有思维的真正沟通。在东莞，普通话交流的日益广泛，体现的正是思维外壳不断熔解，思维交流的精度和广度将不断增强。
    融合总是互动的，效果总是相互的，被刺破了农业社会结构的东莞，吸纳了更新的思想和人才，迅速向现代化变化，而兼容了各种思想的东莞化新性格，也正在逐渐成型。
    吐故纳新，兼收并蓄，发展总是需要开放，封闭总是导致落后。总有一天，他乡与本土，只会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人。

四、
    这种融合，正是我们所想描述的目标。
    融合是一种无法量化的过程，融合到某种程度，不可能如合金一般精确比例，对于主观的事物，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只能写出一些个人的故事，由其个人的历程，来看待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当一个人，己经不再游走于城市的边缘，而开始通过事业、家庭等等，与这个城市层层扭结时，这便正是一种深度的融溶的特征。
    我们选择了一个词，来对这群他乡人进行总揽式概括，“四海英雄”，四海，取其三味，其一，喻其广也，其二，取“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之意，其三，“四海一家”，意为融合与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
   既然是“四海”，那么眼界可能还要更广泛一些，金发碧眼外国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所要讲的。

五、
    说英雄，谁是英雄。
    我们总认为英雄应是万绿丛中的那朵红花，总须是有着丰功伟绩方可彪炳千秋。然而问题是，英雄究竟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过程？
    我们认为是后者，英雄更应该是一个过程，如果袁崇焕之死惨烈，然而没有过往的抗清功绩，仅仅因被诬而车裂于闹市，与一个忠顺的臣子并无二致，英雄的成长并不是百米的最后冲刺，而在于那九十九米的助跑。
    我们选择人物，作为我们讲述的对象，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天生异相，也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伟绩，他们或者做的事情，并不轰轰烈烈，比如一些女子，陪伴着丈夫四处闯荡，本身并无太大业绩。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具有一个特征：在东莞这个异乡里，为寻求更高的目标，而东奔西走，一路披荆斩刺，坚毅不拔，虽九死而不回也。这种精神气质，才是我们所敬仰的英雄气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个人追求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整体利益。这些人在实现个人幸福的同时，也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这让我们想起伟人的一句名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六、
    为普通人作传，是种颠覆，为过程作传，有种风险。
    “传”似乎带有高贵的血统，鲁迅曾批评二十四史，为帝王将相家谱。能被作传者，皆有一定的身份，否则被世人哂笑。为平常人作传，似乎以往都未之有也。
    以往的作传，都需在盖棺论定之后。而为过程作传，此时被传者未来几何，无人可知，或者出人头地，或者堕入万劫不复，皆有可能。
    但毕竟我们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纪录一个结果，我们的眼光是平视的，而不是瞻仰。
    我们采用的是《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体例。《列传》与本纪、世家不同，它所描写的多是带有特点的人，尤其《游侠列传》，描写的是一群朱家、田仲、郭解之类的游侠，“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与那些在东莞四处闯荡，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折不挠的他乡之客，又何其相似！

七、
    在对于列传的分类时，我们遇到了现实和概念的双重麻烦，比如潮汕人群，虽然从省域归属，同属广东人，但却有独特性格，还有江苏、浙江，虽然同属两个省份，却在性格上有非常的相似，有些人群很有性格，但在东莞颇少，如上海人、北京人，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
    我们只能采用化繁为简的办法，作相对模糊的分割和合并:有独特性格的人群，单独列作一处，如湖南人、江西人、潮汕人，有相似性格的人群，兼顾地域，并归一处，如江苏、浙江等，还有一些在东莞分布较少的人群，因为寻找个案的困难，只能暂时不写入列传。
    必须承认，这部传记仍然比较粗糙，包括象列传的区域划分、群体性格的白描，以及文字细部的修饰等等，都有诸多可供商榷之处。由于时间的仓仲和有限的学力，在对大规模人群进行调查时，总痛感力有不逮，在此还望各位读者见谅。

发表于04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东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