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台企在东莞的数量已超过5400家，台湾股票上市公司在东莞的投资项目超过100宗，这一个群体，为东莞的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因为种种因素而相对封闭，难窥全豹。
     对于这个群体，有不了解，但更多的是误解，他们的为什么到东莞来，又会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的生活情况又是如何？本报将试图破解东莞台商的种种谜团。

    台商成为东莞社会经济一部分的时间已由来已久，只是对于许多人而言，难以理解的是当年台商可以选择广州，可以选择深圳，为何偏偏中意东莞？话得从80年代未说起。

    台币贬值引发企业迁移
    台商开始进入东莞，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恰恰是1988年，台币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升值，这对于做外销的厂商来说，“那个时候，我们赚回来的是美元，发工资却得用台币，本来一美元兑换40台币，台币升值后，才换回来25台币，工人工资仍然要发那么多，这生意还怎么做？”茶山台商王勇铎这样说。
    迫于成本压力，同时囿于一个小岛，企业的市场空间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台湾企业纷纷到亚洲其他国家进行考察搬迁的可能性，一位台商这样说当年：
   “虽然大陆已经开放十多年，但很多台商还是有所顾虑，毕竟两岸的意识形态不同，在开放前几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炮仗还在陆陆续续地打，大家都害怕在当时，会被当成台湾特务，不但回不了台湾，反而把命给丢了，因此台商首选的地方，并不是祖国大陆，而是东南亚国家。”

    初到东南亚遭遇“休克”
    泰国曼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地是台商的首先落足之地，当地劳动力储备量大，成本低廉，对于极其讲求成本的台商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然而经过一番运作就发现问题。印尼的工人每到发薪水的第二天，工人就见不到踪影，平常每天只开工七个小时，加班超过三小时就算违法，而假日工人都不愿意加班。“在泰国，很多群众，信奉佛教，一旦佛教节日，就算你给工人加几倍工资，也没有人肯干，万一要赶一批紧急货物，只好干着急。”一位台商说。
    同时，在东南亚国家当的产业配套和出口很令人头痛。比如印尼的配套产业不够完善，在当地根本采购不齐各类配件，只好依赖从台湾、香港等地进口，运输成本很高，一来一往，反而冲销了大部分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同时，制成的产品外销时，货柜还得先从印尼港口转到新加坡，再转动到欧美各地，更加不利于争取时效。

    跟随港商谨慎迈入东莞
    正其时，台商的竞争对手港商却因开拓大陆成功，一时间将台湾不少企业挤得摇摇欲坠，台商开始将眼光转回大陆。
    当时台湾当局有禁令不允许台商直接向祖国大陆投资，因此许多台商先与港商在香港注册合股的公司，取得香港公司的身份，再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进入内地。东莞籍的港商据说有15万人，不少人将首选的投资点，都放在东莞，台商因此被港商带着进入东莞。
    这种心态有些懵懂，还有些惶恐，现在的台商圈子里还流传一个难以证实的笑话——当年有台商以为大陆穷得没有水喝，竟然还从香港带了几大箱水来到东莞。
    东莞的条件令台商感到非常满意，原台商协会会长叶宏灯说说：“劳动力的成本不仅低廉，也勤劳、刻苦，同时大陆的劳动力领悟能力很高，手也很灵巧，适合于加工业的制造，再加上同根同源，也很容易沟通和融合。”
   
    人和因素促使台商定心    
    90年代初的东莞，远不象今天这般交通便利，前往广州、深圳，都要一天左右的时间，而当时的生产力、各类配套，都是相对滞后的。从各类条件来讲，都比不上广州，深圳，台商来到东莞是偶然，群集东莞却因逐步完善的天时地利，更有人和之功。
    有分析人士认为，90年代初，东莞与深圳的龙岗两地，正是处于大致相当的发达程度，然而其时深圳开始淘汰一些传统的工业，台湾企业多是加工贸易，门槛低，技术含量低，进入深圳有难度，因此将眼光更倾向于热情的东莞。
    东莞各级政府对于台商企业的热情接纳，至今令不少人难忘。在虎门投资的一个台商说到：“当年我们到虎门投资，村里提出安排本地人员从事财务，说这样对我们很有好处。当时我们还不够理解，认为这是插手企业的财务环节，然而到后来，不少的台企、外企出现雇用外地人员从事财务，最后卷帐潜逃，这样一来，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当地的苦心。”
    有台商开玩笑说：东莞的市领导是“生意人”，“超级生意人”，台商是来大陆“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和“超级生意人”之间打交道，是很容易解决问题的。
   
    半投机半投资开创事业
    “当时台湾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企业都办不下去了，我们兄弟几个商量，如果在台湾呆不下去，厂子也只能卖掉，还不如到大陆搏一把，虽然有风险，但起码也是50对50的胜率，起码是值得尝试的。”这是一名台商对当年心态的总结。
    早期的台商，刚开始都是抱着一种半投机、半投资的心态来的，台商群体自已有一种评价，叫做“打带跑”。诸如东莞第一家台资酒店宝龙酒店，也是如此，其总经理林德隆后来承认，当初来大陆的时候也有一种错觉，过高地估计了利润，原以为三两年就捞一把就回家，然而等到自已做的时候才知道错了，当初认为三年可收回的本，实际上大允花了四、五年才收回。
    初来东莞，台商多持观望态度，厂房只是租赁，不做固定投资，钱不敢多放，随时准备撤回台湾，现任的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也向记者表示，当年来大陆时，也只是试探性地搞了两个小项目，谁知道竟然收获还不小。当时率先“登陆”的台商说：“当时我们到大陆之后，几个月内就马上出货，这种情况对我们极其有利，当韩国等其他国家，仍然在其他地方寻找办厂的地方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出货，可以说是抢占了先机，出了第一批货，别人就知道你的能力，就会放心下单，自已也才敢大胆投资。”
    在东莞初战告捷，也刺激了不少台湾人的淘金之心，一位曾在台企工作多年，深谙台商情况的人士评述说：“在第一波到东莞来创业的台商中，有原来办企业的，也有的只是台湾当地农民，闻说东莞的情况之后，把家里的房屋都卖掉，到东莞来淘第一桶金。”
   
    与港商分手独自打拼
    90年代早、中期，东莞台商羽翼渐满，与港商之间开始逐渐分道扬镳，这其中，有文化差异性的因素，也有经营方法的因素。
    清溪一位周姓台商就告诉记者：“90年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也是合资注册，但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合不来，首先就是说话都不一样，难得听懂，二是有时候比较自由散漫，有时为了一些眼前利益，经常做出一些短期的行为，这种差异也说不出谁对谁错，开了三年，觉得越来越难沟通，只好清算股权分家。”
    分手同时，东莞台商涌入数量也逐年增长，至93年时，已经有近1000家台企入莞，台商协会当年成立，台商移植出在台湾的一套产业网络，形成一个商业群落，在大陆市场展开一番打拼。
   
 

   创业经典——老杨故事
    当年办厂曾睡硬纸板
    今年46岁的老杨，当年跟哥哥在台湾都有产业，但情况越来越不妙，兄弟商量到外面看一看，先去了东南亚，发现不好，再转道香港，找了一个港商，一起合资准备到东莞设厂，1988年7月1日，受大哥指派，卖掉了自已原来在台湾的纯净水厂，来到东莞虎门龙眼建立棒球厂。
   “来的时候除了我，只有一个台湾来的工程师，来看厂房的时候，里面空荡荡的，别说水电，连一张床都没有，晚上只好撕纸板睡地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跑到村里的水池边脱光了冲凉，冲完凉，睡觉更难过，全都是蚊子，只好用手拍，一直拍到睡着为止，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老杨说。
    住不惯，吃也不惯，当时台湾的生活水平比当时的大陆高得多，大陆食物粗糙，一次老杨跟一个台干出去吃早餐，两人要了份面，刚吃一口，台干就忍不住吐了出来，“当时我们最乐意吃的东西，就是香港老板带来的出前一丁的牛肉面。”
    其次就是与台湾家里的联系极不方便，虎门那时还不能打长途电话，只能坐一天车，跑到深圳去打。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在电话听到家人的声音，三十多岁的人，当时高兴得直想哭。
    两个台湾来客在短短两个月内的时间，完成规划、安装水电、培训人员，开工生产，只用了70多天时间，就发出了第一个货柜，由香港转运至台湾。这七十天里，老杨平均每天的休息时间不到四个小时。“没办法，刚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出乎意外，比如蹲式的马桶，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用，把厕所搞得臭气薰天，我只好亲自打扫干净，把员工全拉过来看，我自已蹲在马桶上作示范。每来一批新的，都得再蹲一次，跟员工说管理，很多人不知管理是怎么回事，直到几年后，员工成熟了，有了管理层，才不必要事必躬亲了。”
   
    经典个案——台达故事
    书记让出自家电话给台商
    1992年，台达投资几十万元的仲权电子厂，在刚开通的石碣大桥边一座小小的楼房里开张了。
    当时没有电话，镇委一位副书记把家里的电话让出来给台达用，为了留做纪念，这个号码台达一直还在用着；没有车，镇政府拨出一台车给仲权电子厂专用，镇干部宁可挤在一辆车上下班；没有地方生火做饭，工厂干部及员工就到镇政府搭伙，跟镇政府的领导边吃边聊，“办什么事都很方便，熟得跟一家人似的，”台达总经理曾纪坚爽朗地笑说往事。
    台达赚钱是一年后的事了，从1994年第一间厂房正式投产，不算仲权电子在内，一口气开办了5间工厂，总投资额9780万美元，投资仅仅几十万的仲权电子厂，也发展成为总投资5800多万港币的高科技电子企业．目前，台达电子生产的电源供应器占世界总产量的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