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做到轻松面对人生，亲爱的，很抱歉，因为我生在1978年。

　　我生在1978年，在我出生的时候，我没有兄弟姐妹，因为我们的国家无法承受人口出生所带来的压力。那一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同样在那一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允许社会主义下的私有经济，这一切预示着我们这代人开始将要面对的是加速变化的社会.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搬进了父母的单位大院。很多叔叔、阿姨、小朋友和我住一起，大家住一样大的房子，无论职务高低。那时候我们都过得无忧无虑，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一个词——贫富差距。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被按照户口分到一所小学读书。从那时候开始起，我就知道户口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户口，我的学习再好也不能够考最好的学校。

　　我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世界历史》。也就在那一年，我知道有位胡耀邦书记去世。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家动荡，伟岸的天安门前树起了自由女神。那一年苏芮的《奉献》被改编“彩电奉献给XXX”，我知道XXX的儿子倒彩电，漂亮的女孩子流行嫁给高干子弟。

　　1992年我十四岁，我通过录音磁带听了十四大的报告，我知道了小平同志南巡说“改革的步子再大一点”“合理拉开贫富差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看见了新兴的夜市、“许国璋英语培训”和“公关培训班”，那一年我知道了“下岗”。虽然我的政治老师龚老头再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下岗区别于资本主义失业”，但是我知道那是一样的。

　　1994年我中考，过了XX附中分数线，我被告知想上学必须交一万五千块钱，那时候爸爸妈妈每个月工资勉强1000元。看着他们我笑笑，说在普通中学一样读，后来进了大学发现师姐就是附中的，果然一样。

　　1996年高考进了XX中医药大学，那年开始读大学的学费涨到了2500/年，之前是400，之后的师弟师妹5000~10000/年。那届400个同学，现在每年2000人。我没明白，中医药大学为什么会开设计算机、信息管理，到底是谁在糟蹋谁？第2年我拿了奖学金，也丧失了学习医学的热情。

　　1998年，我在XX区中医院见习，我的病人都夸我的推拿针灸技术好，其实是老师教的好。在那里，我看见了很多人没有钱看病，我看见了以前号称铁饭碗的国营企业职工的窘迫，也看见了老师背着我拿红包时候的警惕。那一年，我妈妈也内退了，她才四十五岁。我感受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危机，我在思考做医生之外的选择。

　　2000年，在XX中医院外科实习的时候，我看见国营玻璃厂的职工夫妇，因为没有钱交医药费，主任不能上药，男的跪在我们面前，女的内出血。等我回来的时候听说女的已经不行了，那天我脱下了白大褂，再也没有去上班过一天。我知道如果我还按照一条路继续走，总有一天我也会为了家庭跪在别人面前。

　　2000年后，我创业办了公司。那一年我家买了房子，五年内房价涨了三倍，已经不是老百姓的正常消费。二十年前一个院子里的人，现在也分成三六九等。再后来，有房有车变成了很多女孩子结婚要求的首选。

　　我的人生观成型在我走出校门前。当我追逐资本时，我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比社会的变化走的更快。因为性直不会做官，因为放弃了做医生，在这个价值观不成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占有资本是保证我和我的家庭更好生活的唯一路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休息，但是我知道现在不能停止。

　　或许是因为目睹了二十年社会的变革，普通人的起落，因此无法轻松面对人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快乐。最大的成就在于，父母健康、家庭幸福，身边的人都快乐。而在此之前，我还要努力，因为我生在1978，中国开始变革的那一年。